20世纪中国名师略说

中国历来注重诗书经史的薪火传承，这就需要老师言教身传，天地君亲师，老师娶个年轻太太，年纪与她相若的学生也得称一声“师母”，足见老师地位不低。执经问义，立雪程门，痴诚学生的故事多了，千载百代以来，他们都可以称自己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们遇上了自己心仪、众人敬仰的好老师。

好老师并不一定是名师，现在名人写自传，往往忆及自己小学时的某位老师，对其感激涕零，甚至说自己有今天都是因为这位老师的影响、鼓励或批评、鞭策。这些寂寂无名的好老师突然有了名，但总的来说只是有名在名人学生的自传里而已。

所谓名师，当然首先必须是好老师，称职，优秀，学问要大。但学问大也未必就是名师，名师之为名师，是因为此人对其他人的影响超过了自己所授业的有限的学生，此人的学问，此人的思想，此人的风范风骨，让千千万万不是门下学生的人默默在心里认其为师，让千千万万不同时代的后人认真和狂热地拜其为师，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名师。

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的短短二三十年间，一代中国名师便已蔚然成群，星光灿烂。他们意气风发，纵横天下，不仅在无止境的思想空间快意徜徉，学问成就至今仍是巍巍高山，而且在污浊的现实空气里快意奋争，刑天舞干戚，为生民请命，为自由之精神（甚至视之为宗教）而奔走于塔里塔外。

他们中间，有鲁迅。鲁迅以战士、作家和青年良师著称，但他确曾长期担任过学校里的教师，包括中学、师范、大学。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痛感学医只能医一人体肤之病，而要治中国之病、国人精神之病，就非得采取别的方法，即通过为师、作文来教中国人如何做人，如何挺直脊梁，如何顺应先进的文明。他呼吁中国不仅需要师范学堂，也需要“父范学堂”，孩子是中国的未来，他们无论在校内校外，都应当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呼吁为父为师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鲁迅痛切地说：“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他奋力地撞击着“铁屋”，更寄望于青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鲁迅以永远如粉如沙决不粘连的朔方之雪自况，“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那是孤独地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孤独的、火焰般的鲁迅，为整个民族招魂，他是整个民族的良师。

蔡元培是另一种类型。进士、翰林出身的蔡元培，张口“爱耐而几”（Energy），闭口算学实利，他有宽容、善良的胸怀，也以一个职业教育家的眼光考虑许多具体的问题，他更是一群名师的首领。

蔡元培提倡美育和健全体魄，也关心一些道德细节的推展。他曾提倡进德会，此会为民初吴稚辉、李石曾、汪精卫等人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条“基本戒”，又有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五条“选认戒”。不过他更伟大的贡献是以开明进步之精神刷新了北大。

北大为旧北大时，学生中不乏少爷学生，乃至花花学生，教员中也不乏三心二意混日子先生。蔡元培到北大后第一次演讲，即宣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校长延请四方俊彦，兼容并包三山五岳各种奇怪人物──只要此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从此北大风气焕然一新，成为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

“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这句话如今听来当真新鲜，不独历史系新设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专业，而且预备做官也有了专门的大学（当然，做官需先读大学，这应当说是时代的进步）。大学成了专科学校，古希腊之学园和蔡元培所说的“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的大学，在“大学”遍地之今日，成了缥缈无迹的乌托邦。

主张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也是一种类型。

“明知寡不敌众”，却仍要“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言市场经济、计划生育的马寅初先生，也是一种类型。马先生是一位专家型的名师，虽以专业闻名，但更以心忧社稷犯难不悔为千千万万的学者教师树立了榜样。解放后的北大，他大概要算最有名的一位校长了，王瑶先生曾设想该有这么一本书，书名叫《从历代北大校长看现代中国思潮》。从孙家鼐、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到马寅初，大致是值得去“看”一“看”的，后来的就不大清楚了。这本书似乎终于没人去写。

温文尔雅、骨子里死倔的梁漱溟是一种类型，他未上过大学，却被蔡元培礼聘为北大讲师，听课者中有冯友兰、朱自清、顾颉刚等聪明学生（后来都成为名师），亦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外界曾风传梁先生曾投考北大不被录取，反被聘为北大教授之事。梁澄清道：北大不曾投考，被聘为教授也是子虚乌有，被聘的职称是讲师。其木讷书生气可见一斑。

在边城蛮地长大的沈从文是一种类型，他以温情小说揭剥酷烈的人生，“翠翠”的清纯秀美使许多年轻人更加善良也更加忧伤。

晏阳初先生也是一种类型。他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应征到一次大战中的法国战场办理中国劳工福利工作，发现华工思家心切，却有不能写寄或阅读家信之痛苦，即自选简易汉字1000余教授华工，不久又自编《华工周报》传布新知。这位和流着“臭汗”的华工混在一起的留美学生，所教授的不过是几个简易的汉字，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代名师，在中国平民教育实验运动中，晏先生与陶行之齐名。

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先生似乎可并入鲁迅那种类型，但他的愤怒是厚朴书生在忍无可忍中爆发出来的。闻先生的忠实学生、暨南大学的杨天堂先生说，闻先生在去世前几年仍“沉潜于古籍研究，尚未发出狮吼”。在杨天堂心目中，闻先生不仅是“红烛”（ 闻一多有诗集《红烛》传世，今人又以红烛喻师），更是“狮子”，是黑暗的现实终于使他变成了一头狮子。

名师们在世间的行迹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朝着人类精神和知识的天空发出了“狮子吼”，这些吼声引导着那些声音比较小乃至悄无声息的漫漫人群，走向“宽阔光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