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反战：60年代昔日重来？

当对过去的痛苦不再有切肤之感、不再害怕回味时，那种痛苦就成为一种可以骄示他人的资本。当一切繁琐、一切庸常被过滤之后，某个时代就可能面临着被神化的幸运。从得州奥斯汀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走到旧金山仍在售卖嬉皮士风格的快餐及饰物的Haight Street,以及到伯克利小镇作朝圣式的拜访，我有意识地让自己走在60年代里，走在60年代的茫茫风里，去印证自己对这个年代的一点粗陋印象。然而当旧金山举行盛大的同性恋巡游的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面对眩目的彩虹旗并遭遇了“胡人同志”们身上怪异的脂粉气之后，笔者不得不仓促地撤离了“60年代”。

然而“60年代”作为一座存在于时间维度上的圣殿，总是像一座坚固的冰山，横亘在许多人人生航路的视野中。在精神的冒险中谁也无法绕开它，就像绕不开你遥远的、温暖的那个小小的故乡。

“60年代”借一场持久的反越战运动而将精神冒险的火光映红了半个地球。现在，又一场注定要持久的战争正在发生，它不单单是对奥萨马·本·拉丹的战争，不单单是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而是美国对一个篇幅极长的“流氓黑名单”的战争，它注定要持久，并被持久地反对。

这场“新帝国主义战争”可能将引发一场类似于“60年代”的思想-社会运动，在学术界也将会有一场持久的国际政治思想大辩论。如果说“60年代”反对的主要是国内权威、工业社会体制，现在这场运动将更关注国际格局、全球化体制。

当然，笔者提出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尽管“自越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战运动”已在全球展开，但是如果对伊战争代价极小地速战速决了，反战者就可能会有莫名的挫折感，主张“干预主义”的人则可能会有些许振奋。好在，这场“美国之战”并不会因萨达姆政权垮台而结束，“黑名单”上的国家多着呢！只是不知道反战者和美国政府谁先会感到疲劳和厌倦。

至于这场反战运动能否像“60年代”那样也攀上一个思想革命的高峰，能否和反省全球化运动、全球公民网络运动、人权运动等等结合起来而对时代积弊造成震撼性的颠覆，现在尚不能给出乐观的判断。

反战VS主战

知名的反战网站Antiwar.com于1995年注册域名。该网站的第一个项目是反对美国在波黑内战中的干预行动。接着南联盟成为新的焦点，该网站强烈批评了美国的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对当地学校、医院、修道院、民宅和其它民用目标的轰炸。现在，反对美国对伊动武成为该网站的主要工作。

该网站还呼吁需要有大批的“公民专家”，从而使美国人民能从非官方渠道全面地了解当局在海外的种种行动。这是由于主战集团在组织、财政、操控媒体等方面都优越于民间反战组织。Antiwar.com坚持公民的自由意志主义立场，发誓要揭穿在“人权”、“人道主义”的花言巧语下的“新帝国主义野心”，并决心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反全球化、反干预阵营。

Antiwar.com只是当前反战运动中众多的反战网站中的一个。在另一个著名的反战网站“Not In Our Name”（不要以我们的名义）刊有一篇著名的《良心声明》。声明表示：这场（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不义的、不道德的、不合法的；“我们相信作为美国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拒绝政府以我们的名义作出的不义行为”；“我们相信追问、批评和异见必须得到珍视和保护”。

在声明后的签名中，笔者看到了诺姆·乔姆斯基、爱德华·萨伊德、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美国大左派的名字。

这些人在国际上名头很大，但他们在美国的号召力却比较有限。笔者就反战运动是否当前美国社会的主流向来穗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专家Doran博士求证，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反战不是主流但正在不断成长。根据美国多家民调机构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支持把战争作为解决伊拉克问题的一个选择的人是多数，约占2/3；反战者则占1/3多一点。毕竟，在“9·11”的背景下，“爱国”这个因素还是起了相当的作用。

普林斯顿的国际法教授理查德·福尔克也认为反战运动在理据上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同，现在即便是和平主义者也主张有限地使用武力。

与“60年代”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本土受到了恐怖威胁并且已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这就使反战者的底气有点不足。评论家T.L.弗雷德曼在“9·11”恐怖袭击后写道：“是的，美国应该更深刻地反省自己的政策和行为。但是，但是，但是，我们并不是惟一需要反省的。”弗雷德曼连用的这三个“但是”，可以说也是大多数美国人愤怒心情的反映。在他们看来，寻衅者不仅需要反省，而且必须得到沉重的惩罚。

从美国反战阵营和主战阵营的规模对比以及美国本土遇袭的背景来看，此次反战运动与“60年代”相比，面临着更大的考验。

为什么反战？

但从纵向比较和全球范围来看，借助信息革命的威力，这场以西方人士为主体的反战运动确实迎来了一个高潮局面，并波及到印度尼西亚、中国等诸多发展中国家。

不过和国内某些反战人士的出发点有所不同的是，美国人反战并不表明他们支持萨达姆政权和其它暴戾政权。美国人的反战运动是美国反体制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战者也反对政府对公民自由的剥夺，反对“爱国者法案”（即本土安全法案）的集权倾向。这样就为反战运动找到了一个牢固而广泛的基础。

“Not In Our Name”网站引述了一个经典的老故事。纳粹德国时期的马丁牧师后悔地说：最初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我没做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接着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做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接着他们又来抓工会成员，我也没做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接着他们又来抓天主教徒，我还是没做声，因为我是基督教徒。接着他们来抓我，然而这时已经没有人来为我说话了。

关于这个故事的推论是：“今天我们美国人面临着相同的挑战。我们必须支持第一个被锁定的目标，否则我们也会面对没人为我们说话的境地。”──美国政府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先发制人”地对伊拉克人诉诸武力，就也有可能这样“先发制人”地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对付每一个美国人。

这个逻辑关系虽然绕得有点远，但显然是可以成立的。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担心日裔美国人中有人会为日本政府服务，于是“先发制人”地把日裔美国人都圈到集中营里去，就是一个先例。由此可见，美国人反战不是爱萨达姆，倒是为了爱自己，爱护自己的权利免受“爱国者法案”和“先发制人”政策的损害。

“60年代”在美国是民权运动兴旺发达的时代。从目前的这场反战运动看来，美国公民与美国政府之间的拉锯斗争仍在持续，“60年代”的民权精神仍然在发扬。事实上，无论在哪一种体制下，国家都是一个巨兽，需要人民的制衡。在越战年代就是反战者的诺姆·乔姆斯基曾引述大卫·休谟的观点说：政府总是建立在思想控制的基础之上，这一原则“存在于最专制和最军事化的国家，同时也存在于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国家”。

爱德华·赛义德则揭示了这种“思想控制”的社会文化环境：“在美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燃烧的，是一种清教徒式的狂热，这种狂热要求他们对任何犯下了罪恶且死不改悔的人采取最严厉的手段。”美国人的这种狂热在杀戮异教者、猎杀印第安人、拘禁日裔美国人、三K党等等史实中都能得到验证。在越战时期，“最严厉的手段”则包括凝固汽油弹、化学武器和能把敌人“炸回到石器时代”的重磅炸弹。

当前全球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否有民主可言？这是当前反战理论家们屡屡质问的一个问题；此外，是否有必要由美国来接管别国的社会进程──哪怕真的有那么一点善意在里头？尼克希尔·辛格和阿利丝·温鲍姆批评了美国的自负和“文化孤立主义”，号召“全球公民社会”行动起来，强化全球性的对话和集体行动。反战者并不盲目歌颂美国要攻打的对象，不否认伊拉克处于暴政之下，但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组织方式不是管教和战争，而应当以和平方式求得逐渐的转变。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尤为激进地认为：世界体系中的根本政治问题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这样沃勒斯坦就把各种社会价值抹成了一个平面，不过他也确实提出了人类的一个劣根性：常常认为“我们”是文明的、正确的，而“他们”则是野蛮的、错误的。

沃勒斯坦还认为：2001年9月11日很快将变成长期斗争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这一斗争将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对生活在这一星球上的多数人民来讲，这也将是一个黑暗的时期。显然，沃勒斯坦所说的黑暗，不是来自伊斯兰教极端势力，而是来自美国无休止的复仇战争和先发制人战争。

总的来看，当前美国的反战运动与“60年代”相比，在继承了民权精神老传统的同时，有了更为宏大的国际政治视野，对人类本性也有了进一步的批判。尽管对于沃勒斯坦、赛义德等人的观点还可以继续争论，但他们勇于探索、勇于批判的精神，有助于丰富和平衡这个跌跌撞撞行进着的世界。

“60年代”真相：反战与大麻

据笔者的观察，国外的“新左派”是非常可爱和睿智的，但在某些问题上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新左派”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事件之后的欧洲，一批年轻的左派人士在对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等“老左派”的失望之余，开始了对斯大林模式和工业极权模式左右开弓的“新左”探索道路。

简言之，国外的“新左”，重在对体制、集权、异化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二战时避居美国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在战后没有返回法兰克福，而是留在美国并用英语写作，最终成为了美国“60年代”激进运动的思想教父。他先后出版的《爱欲与文明》与《单向度的人》，使年轻人明白了生活压抑的根源和身处的社会牢笼。马克思主义是对马、恩所在时代最犀利的批判，“新左”则是对当代工业社会最犀利的批判。欧美的大学生们（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读了马尔库塞的大作，大叫一声“反了罢”，便群起杀出了课堂。

“60年代”永远与这些名词联系在一起：旧金山、巴黎、嬉皮士、摇滚聚会、反战、大麻、切·格瓦拉、列侬……而越战和反战，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背景。

“加农炮弹还得飞行多少次，才会被永远禁止？……还需要有多少人死亡，他才能明白已有太多人死去？”鲍伯·迪伦在歌声中向“60年代”发问，向战争发问。新闻工作者戈弗雷·霍奇森说：这场战争成了把许多东西组织起来的本原；在这个本原的周围，一切疑虑、一切幻想的破灭……一切隐藏在充满信心年代的虚假外表下面的更大的不满，汇合成一场巨大的反叛。

在美国，反战理论与“新左”的批判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反战者认为，美国的民主是表面的和形式上的，而实际上美国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集权社会；希特勒的权力比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权力要小得多，而林登·约翰逊却比希特勒要坏得多。当年的乔姆斯基还声称：共产党的越南是最民主的国家，而美国最糟糕。

“60年代”是反战的年代也是反父权和反体制的年代。年轻人认为父辈们在50年代做了麦卡锡借“肃共”而迫害无辜的帮凶(在德国，年轻人指责父辈做了纳粹的帮凶)。权威崩溃了，需要大量东西来填补。年轻人说：不要“做”（make）战争，不要听政府的那一套，那么做什么呢，当然有好东西，如“做”爱，“做”乐队，“做”野营聚会，做嬉皮士，此外还有大麻、LSD(迷幻剂)，还可以“做”“同志”。到最后，最初的反战反而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

从通宵的反战聚会到通宵的大麻聚会，这就是“60年代”。

后来的电脑网络，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嬉皮士们“做”出来的，是嬉皮士的理想催生出来的，因为他们需要一种能够打破规矩约束的公共空间，需要一种自由发言和自由操控的“做”梦工具。

“60年代”最后的结果是开放式的，就像金斯伯格年轻时无法猜测他老年时会怎么样。在旧金山郊外的公路上，我想像着当年年轻的嬉皮士们“在路上”的情景：带着乐器，行吟四方；一对长发迎空、互不认识的男女在路上遇见了，随随便便地就在公路旁边公然干起来。他们或许并没有反抗父亲和权威，只是躲避而已。到今天，他们反抗过的工业社会体制更加发达，害怕失业的人远远超过想脱离这个体制的人。公路向远处延伸，前面就是著名的硅谷地区，当年的嬉皮士和大麻爱好者现在已经成了CEO，有了肚腩。

“还能像过去一样单纯吗？”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在60年代正忙着“肃匪”和“反攻大陆”，直到70年代保钓运动兴起后，“60年代”才开始降临台湾。80年代初，一位生于1954年的黑衣歌手以《现象七十二变》和《未来的主人翁》向台湾社会发出了“60年代”式的质问：“别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我听到无言的抗议在他们悄悄的睡梦中：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的发明变成电脑儿童。”不过，他也很世故而敏感地预言：“有一天孩子们会告诉他们的后代──你们要守规矩”，反抗最终将跌落为无奈的“飘来飘去”。罗大佑对体制和工业社会的愤怒随着太阳下山明早依然爬上来的光阴流转，将寄放何处？“音乐工厂”是对“工厂”的嘲弄，但也是自嘲。

“60年代”被定格在历史中，只能在记忆中朝圣式地接近。70年代芭芭拉·史翠珊的“The Way We Were”是关于无法重返“60年代”的一首哀歌：当回忆照亮了诉说者内心的角落，他（她）的问题是──我们还能像从前一样那么单纯吗？

在未必那么单纯但着实值得怀念的“60年代”，反战是啸聚山林式的；现在的反战则是温文尔雅和研讨会式的（如每人发言时间只有10分钟，不许滔滔不绝）。有一个观察者看到，某场上千人的反战集会过后，草坪上只留下一张纸。这在嬉皮士年代是无法想像的，在1969年伍德斯托克的烂泥地里更是无法想像的。现在的反战，静悄悄地搞网络签名，募捐到了钱就交给报纸和电视台，做付费的反战宣传广告，这些都很乖、很文明。

“60年代”的反战是一场寻找精神新边疆的运动，一场主要是适合年轻人从事的感官狂欢；现在的反战则正在成为有众多“老左派”参加的、建制化的、具有良好商业前景的“大众艺术门类”。

作为一个“老佑派”，在听完一场“相见不如怀念”的罗大佑演唱会之后，拉拉杂杂写下这些文字。罗大佑不深不浅的深刻适合于大多数人的思维程度，他的没追问到底的追问适合于帮助大多数人从平庸的流行文化中出走，而又不至于走火入魔。

据说是否追捧《恋曲1980》是辨认“老佑派”的标识之一。演唱会即将结束时，罗大佑宣布他的最后一首歌：“《恋曲1980》──让我们回到那个年代！”这时我感觉有点悲凉，这首蓝调恋曲只是精神故乡上空一丝袅袅的愁烟，而非夯筑起故乡村庄的厚重砖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