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危机与学术的危机

人们对"独裁开发"和那些领导开发的独裁者有着某种充满学理辩护的默认，学术界和传媒为此发表了许多证明文章。费迪南德·马科斯在１９７２年宣布实行军管法时，他似乎很符合"独裁开发"的模式，也有不少学者预测菲律宾将创造新的"亚洲经济奇迹"。

然而，还是这个新闻界和这个学术界，在１９８６年马科斯垮台后迅速得出结论：菲律宾的发展失败根源很简单，即马科斯、其家族及其密友及其他握有特权的人对该国进行了无耻的掠夺和盗窃。现在，落魄的苏哈托突然成为学术界的新热点，而在此之前，学术界似乎对其３０多年来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学者的智慧是不同于普通国民的，而他们当前的表现，令人怀疑在又一个１０年之后，学术界前进了多少步，或丢了魂似的走到哪里去了？

原因何在呢？学者再伟大，也还是一个"国民"。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是不鼓励国民批评现实的，而为尊者讳，为邻居讳，做没有声音的影子和好好先生便能获得一种安逸感。当然，我们也见过另一种极端，即"文革"式的互相揭发，人人自危，不得不把灵魂"暂时"典当掉。

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教导人民放弃追问的权利（今年８月２１日的《南方周末》有鄢烈山先生的一篇好文章，题目就叫《追问的权利》），代之以一种感恩戴德的"子民"心态，而全然不顾国家是建筑在人民的汗水和税款基础之上这一事实。我们也注意到在某些"亚洲价值观国度"，人文精神疲软，社会的道德呈表面化，人们表面上恭敬有礼，而实际上物质主义风尚已浸透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人民的乐趣被挤压得似乎只剩下购物，"高兴时去购物，不高兴时也去购物"，这难道就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吗？

时下的学术界对喧嚣不已的现实保持了多少严谨的独立性？在东西方价值观论战中，并不是自己所有的价值观都必然因为经济增长而值得肯定，有些甚至现在还在妨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西方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比亚洲快，它们有缺点，我们看得见，可以预防；它们有优点，我们也应当看得见，可以借鉴。未来是多元的，而不是"东方"的或"西方"的。总之，学术应远离某些"政治时尚"。而如果只是笼统的以"亚洲价值观"来否定一些普遍的伦理和原则，这只会使一些独裁的或封闭的政权受到鼓舞。我们的"国际问题专家"们，是不是应该减少一点身上的"机构"气和"道统"气？是不是应发挥自己的专长来多关心一下当前的人文状况？

长期以来，海外华人社会的弊病也是一个学术禁区，不知为了什么，对海外华人只能歌功颂德。倒是他们自己有自知之明，笔者在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上曾读到一篇华人写的文章，该文对同胞中的夸富、肤浅、投机、物欲、功利、机械、浮躁的心理与行动，以及华人社团沦为麻将馆、烧香求财却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重视教育"（学校盖得很漂亮）却轻视知识分子等等奇怪现象一一作了分析与批评。这只能令我们的"华人问题专家"们汗颜。

反而是亚洲的一些"学者型官僚"或"学者型领袖"屡有创见，"阶梯自由论"便是一种。其"理论核心"是某些亚洲国家的"威权社会体制"不但是需要的，而且优越于欧美的民主体制。因为自由分为两种：Ａ）日常生活必需的自由；Ｂ）可多可少的政治自由，前者是大多数人的需要，后者只有少数人感到需要，因此"威权社会"保障公民的第一种自由，而把第二种自由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从而，自由被划分为"低级自由"和"高级自由"。当然，人类走向自由的道路是分阶段进行的，但把自由分割并把各部分对立起来，则令人不可思议。即便将自由如此"划分"，也有事实证明，"高级自由"即人民的自由参政权如果运用得当，将能够促进所谓的"低级自由"即人民不受饥饿寒苦威胁的自由。反之，人民若不能为自己的权利而申诉和自卫，所有忍饥受寒、含冤受屈等等"琐碎小事"只能自己默默承担。

对于西方的学术界，不知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有一种态度就是越来越瞧不起它们了。只经过１０多年，我们就变得"高明"很多。学术界有些人视约翰·奈斯比特的《亚洲大趋势》"浅薄"和"不了解亚洲"，声称中国人"能写出更好的来"。但笔者细读此书，发现作者在谈及亚洲的成就的同时对亚洲所作出的一些批评，是非常中肯的，例如：

一、为抵制西方而抵制西方。"尽管批评西方可以取悦大众，但亚洲也应该坦然接受现代化历程中的奋斗挣扎，并承担相应责任"。其言下之意，是亚洲国家发展道路上的种种挫折，不应一味归咎于西方，也要从自身找原因。

二、片面推崇独裁和专制的必要性乃至优越性，"倘若独裁真能使国家富有，那么非洲早该成为经济巨人了"。

三、发展指标崇拜，盲目模仿西方的过去和崇尚技术指标。其表现之一，是亚洲到处在攀比摩天大楼高度。奈斯比特认为摩天大楼"效率低下"，并与绿色运动的方向相悖，而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总部设在西雅图市郊，只是一幢３层楼的建筑。

当前，学术界谈"经济"、"经世"非常时髦，如果不懂得几个贸易和金融词汇，便有点心虚；如果不说出几个经济学专业词汇来，便不像一个学者了。虽然这是一个"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然而经济并不就是"一切"。杜维明教授在第二届国际文明对话会（１９９６年在马来亚大学召开）上曾批评说："由于东亚的崛起，现在我们亚洲的声音是比较大了，但综观当今东亚各国，精神资源却薄弱得很。"某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上富裕，但文化上却无深度可言，何来"精神文明"比谁更好？那些"精神文明专家"，到底找到一个"美好"的标准没有？

亚洲的经济危机之外，不能不提到学术之危机，而学术危机，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文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