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孔子而远之

据推算，孔子诞生在公历的公元前551年9月28日。至于他的农历生日，在一个“公元”化的世界里，为了方便早已西化的国民，以及为了向全世界推销“孔子”，早已藏而不用。

孔子比较没有争议地与“伟大”相连的头衔只有“教育家”（至于孔子是不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有诸多争议），因此纪念孔子诞辰的“国家级仪式”，本该由教育部来隆重操办，可是国内每年最盛大的纪念孔子活动——孔子文化节，却是由国家旅游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这就有点主体缺位了，这是典型的“孔子搭台，经济唱戏”。

不过，孔子从55岁起曾离家浪荡列国14年，有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是骨灰级的老“驴”，所以由旅游界来纪念他，纪念一位知名旅友，也算是般配。孔子诞辰纪念的“经济”味道，早已不是奇事，“孔子”作为商品标签，一直在不辞辛苦地为商家挣着真金白银。孔子说“祭如在”，而祭孔最后恐怕只剩下银子在了。

孔子是春秋时期最著名的私立学校校长，因为师资超一流，所以学校不断扩招，为春秋列国培养了众多人才。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的流亡大学也一直维持着，许多野外的大树下都曾发生过孔子师徒弦歌一堂的场景。所以，把孔子尊为中国教师的行业之祖，乃至尊他为伟大的教育家，都是没有太多疑问的。

但从孔子在鲁国从政没几天就诛杀异端文人少正卯的恶政来看，他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是大有问题的。联想到后来由秦及清的文字狱，孔子可算是始作俑者。我自读小学以来，就不断听到学校的政工干部们说同一句话：学生若是学习、体育不行，出的也只是次品而已；若是思想有问题，出的就是危险品。少正卯此人博学、通达、善辩而意志坚定，本是鲁国难得的人才，却被孔子以“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而判定是“危险品”，以思想危险犯的名义迅速处决。杀完人，还堂而皇之地列举史上明君大贤都曾这么干过。单凭这一招，就足以让后世帝王奉他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了。可以说，孔子也是后世中国历代王朝“文宣”事业的行业祖师。“半部论语治天下”，道出了儒学作为官家“治术”的底蕴。在民间，儒学也滑向摧残人格尊严的“奴学”，成为培养臣民而不是公民的学说。孔子的“诲人不倦”最终也就成了“毁人不倦”。

在“思想”方面，儒学设定了惟一的真理（朱熹总结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而孔子教导学生的笃学、好问、钻研、追求，最终无非是“顺从”二字而已。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给中国社会设定了百般禁忌，并不曾许给世人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

当然，原初的孔子并没有提出不容争辩的思想体系，他也赞成“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心态，“独尊儒术”是后世“文宣”专家的发明。他也没有像佛陀那样创立出世的哲学思想，他只是一个在大洪水中撑着孤舟试图救人救世的“顽固分子”。

他的“克己复礼”也不全然是错：人应当有所敬畏，秩序礼俗也是人类社会的必需品。西方的基督教其实也是一个庞大的以“仁义礼乐”约束世人的思想体系。人欲泛滥同样也会出问题，这个世界如果只是一个独尊“自由竞争”而不有所克制的世界，大概早就灭亡了。这个世界需要某种程度上的“克己复礼”。我们不必对强权、强盗、流氓表示尊敬，但我们必然有所敬畏。

我也欣赏孔子对人生福境的理解——“知者乐，仁者寿”，欣赏他唱颂出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样的赞美诗。

今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乘夜车经过淄博郊外的原野。这里曾是齐国的国都，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仿佛就在幽暗远处的树下，他们是死硬的理想主义者和努力使私德无暇的朝圣之徒。行走在春秋齐鲁之地，深深地感受到孔子内心的忧愤与苍凉，但我想，就让孔子他们伫立或徘徊在远处吧，我尊敬他们克己济世的执着与责任心，但绝不会认同他们说出“三畏”和匍匐遥拜周天子时的那种痴癫与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