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统治的猝死与印尼的浴火新生

苏哈托集权统治的垮台可以用3个3来形容：

30年的鸦雀无声（从1966年3月到1998年5月，苏哈托统治印尼共32年）；

3个月的街头骚动（1998年3月10日苏哈托未经投票第7次当选印尼总统，引发民众抗议，5月21日苏哈托下台）；

3天之内土崩瓦解（1998年5月19日至21日，苏哈托从公开表示不辞职到公开辞职）。

政坛上的剧变可以在3天内完成。而深刻的社会巨变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从苏哈托时期到现在，印尼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经历着怎样的变化？现在的印尼，是否已经走出了苏哈托时代？

集权统治的建立与猝死

促成苏哈托集权统治的因素有很多，1965年的“9·30事件”戏剧性地给予了苏哈托取代苏加诺的机会，但苏哈托在印尼建立集权统治，主要是两个结构性因素促成的：

一个是前现代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下作为臣民的个体是无足轻重的，臣民的个人幸福取决于他们对于君主和地方权威的忠诚程度。在这种文化下基本上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公民社会。

另一个是在“现代化”旗帜下的“国家建构运动”（Nation Building）。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都必须整合国内各种种族性的、地方性的因素，使它们形成对国家的忠诚，从而动员一切人员和资源参与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在追赶西方的迫切心情之下，在为了赢得执政合法性的逻辑思维之下，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都采取了中央集权、国有化、工业化3大政策模块。

集权统治似乎是发展中国家的原罪，和无法跳跃的阶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集权模式还受到了赞赏。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台湾、新加坡之所以能在经济上取得骄人的成绩，有学者论证说这拜政治上集权所赐。笔者不认同这种说法，而倾向于它们的成功首先受益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不过笔者并不怀疑，集权统治确实是发展中国家的原罪。譬如“文革”，说其中的责任要由某位领袖或某几个“奸臣贼子”来负是不符合事实的，“文革”的发生，全体中国人都有责任，有怎样的中国人，中国就会有怎样的政治命运，所以笔者认为，“文革”是中国人的原罪和逃不脱、跳不过的炼狱。

苏哈托集权统治的持久和突然崩溃，和“国家建构运动”有非常大的关联。印尼自独立以来到今天，其政治体制一直是在分散和集权的双层结构中运作的。所谓分散，包括印尼在地理、种族上的破碎状况──在13360个岛屿上分布着366多个种族和250多种语言；也包括前现代分散的各行其是乃至各施其政的村社文化，本地人对外来官吏和外来开发者普遍持拒斥态度。被称为印尼的“建设之父”的苏哈托所推行的集权统治，除了为满足其家族和朋党的利益之外，也确含有以集权统治来整合印尼分散的社会、领导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期望，这和印尼人民的朴素愿望是一致的。这也是苏哈托集权统治能够持久的内在原因。

然而集权统治往往只是使国家拥有团结稳定的表象，难以创造国家的内在和谐。统治者期望集权像一个箍桶的铁箍来箍住整个国家，但集权统治所造成的“强国家、弱社会”局面，并不一定能有效地促进国家的整合。超强的国家并不一定代表稳定，而一个萎缩、弱小的社会往往代表着脆弱，预示着危机。强人下台后的印尼街头骚乱不断，分离主义运动峰起，说明苏哈托的那只铁箍只是表象，它最终什么也没箍住。因为在集权统治之下，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难以做到公平，在爪哇岛和“外岛”、甲种族与乙种族、乡村和城市、权贵阶层和弱势群体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不公平，利益的扭曲得不到伸张，从而孕育了严重的社会危机，1998年5月的政治风波，可以说是印尼社会矛盾的总爆发。集权统治不能使社会具有内在的凝聚力，只能把社会“箍”起来，因此是一种高风险的统治方式。

集权统治3天之内的猝死并不能解决它30年来积聚的危机与矛盾，尽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30年危机与矛盾的突然释放，使得印尼社会的分化和政治集团的分化非常严重（1999年参加大选的合法政党有48个），政治竞争始终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此起彼伏的种族冲突更使国家处于一种“准南斯拉夫”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作为苏哈托集权统治的得力工具──印尼军队（苏哈托曾赋予印尼军队保安和参政“双重任务”）仍然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哈托下台后，印尼军队为改善形象，宣布不再干预政治而只专注于军人的专业领域，但2001年7月的瓦希德下台事件中，军队的坦克依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与其说是印尼的人民协商会议罢免了瓦希德，不如说军队借政治家和“人协”完成了一次军事政变，废黜了军队所不喜欢的瓦希德。

协助苏哈托主宰印尼命运逾30年的印尼军队看来已经找到了在“苏哈托之后”的自我定位──全面、直接干预印尼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集权统治已经不得人心，但军队依然可以通过与政治家结成策略同盟来表达自己的喜恶和捍卫自己的利益。目前梅加瓦蒂保持着与军队的密切而暧昧的关系，也是为了让军队帮助自己来稳定政局，弹压政治对手和处理种族冲突。梅加瓦蒂的父亲苏加诺被印尼军队抛弃和推翻的旧案依然历历在目，而梅加瓦蒂却欣然向军队示好（她甚至在公开场合穿了一回迷彩军装），这说明印尼军队尽管正在疏离政党政治，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仍然是印尼政治的重要参与者。

当印尼遭遇民主

印尼的政治文化自独立以来就具有与各方利益妥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折衷的特征。印尼1945年宪法序言中的规定的建国五项原则（即Pancasila,“潘查希拉”）分别是：信仰神道、正义和文明的人道主义、印度尼西亚团结、在代议制和协商的明智思想主导下的民主、为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实现社会正义。这五项原则在印尼一直是主流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苏哈托执政时期亦是如此）。五项原则没有主张独尊伊斯兰教而只是强调人人必须有信仰、在神道和人道之间寻求和谐、在代议制和协商制之间寻求平衡，都反映出它的灵活性与兼容性。

然而在具体的的政治制度设计上，从苏哈托那里就出了岔子。苏哈托并没有公开废除代议制和“民主”，相反他要借用人协和国会来巩固他的执政合法性。由于在人协和国会中充斥着军队代表和指定代表，苏哈托始终拥有过半数的铁杆票源，从而他不仅能随意地号令天下，而且能顺利地连续7次当选总统。负责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的人民协商会议，其功能主要是每5年选举一位印尼副总统。所谓“协商”，虽然是从印尼村社的公共事务传统中衍生而来，但在苏哈托的诠释下，它必须服从“领导”，即必须是“有领导的协商”。

目前印尼所实行的自由选举，在选民的“家臣”心态和金钱政治的影响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苏哈托时期一党独大的执政党“专业集团”（即Golkar），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全国城乡存在的人脉和利益网络，仍然活跃于印尼政坛，并且是国会中的第二大党。专业集团与旧时代、旧势力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有人起诉专业集团在1999年的议会选举期间有舞弊和竞选经费超过了宪法规定等违法行为，并且极力阻挠瓦希德的反腐败运动，但由于专业集团“倒瓦”和“拥立”梅加瓦蒂上台有功，结果仍然凭其金钱实力和纵横捭阖的政治手段成为政坛不倒翁。

苏哈托王朝覆灭后的印尼政治处处是混乱不堪的，包括与反腐败有关的“法治建设”。由于腐败势力的盘根错节，瓦希德决心“乱世用重典”，但他的思路是在反腐败上实行“有罪推定”，即一旦有人被控贪污，在法庭作出裁决前，被告将被视为有罪，直到辩方拿出证据洗清自己的罪名为止。不过，这一有损公民权利乃至会被政党恶性竞争所利用的建议没有被司法部采纳。

民主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自由选举、代议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蜕变与被扭曲，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主的公民社会和成熟的反对派的缺席，但是要它们马上出现，也是不现实的。不过，印尼在民主与法治建设方面，虽然举步维艰，但也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绩。从最近的事态中，可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雅加达法庭于今年9月4日宣判印尼国会议长阿克巴尔·丹戎犯有贪污罪，并判处他3年有期徒刑。丹戎以这么高的级别被判刑倒在其次，关键在于他也是印尼第二大党专业集团的主席。作为苏哈托王朝时期的一点遗脉，仍在印尼政坛沉浮的专业集团已逃脱不了“集团作案”的嫌疑（丹戎挪用扶贫款来作为专业集团的竞选经费），其政治生命力受到了严重质疑。以法治手段对曾经是集权统治的重要工具、现在又滥行金钱政治的专业集团进行打击，显示了印尼全社会告别旧时代的决心。

当然，专业集团并不会因其主席入狱而马上从政坛消失。前总统瓦希德说专业集团迟早会被人民所唾弃，但他连自己的总统任期都无法确定，这说明印尼的政治发展仍有其复杂的一面。

第二个例子，是今年8月份的印尼修宪。根据宪法中的新规定，总统、副总统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并且只能连任一届。人协、国会废除指定代表的名额，所有代表也必须由选举产生。宪法新条文还提出要组建独立的中央银行、保护方言、给予贫苦和弱势的社群提供社会福利和保健利益，同时剔除了“原住民”这个带有歧视其它民族意味的字眼。此外，修宪会议还否定了某些人关于建立伊斯兰教国、实行伊斯兰教法的提议，维护了宪法中原有的关于信仰自由的第29条。

此次宪法修订，基本上反映了印尼人民目前一些最迫切的诉求，也反映出印尼的政治文化所有进步。就政治文化而言，印尼正在走出苏哈托时代。通过直接选举制度，印尼人民获得了更多的监督权力。而政治家们，也必须适应公开竞争、愿赌服输的新游戏规则。集权统治有怕输的心理障碍，更有输了选举用刺刀来纠正“赛果”的“习惯”，这样的事情，大概在今后的印尼是很难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