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仰随人--------谜雾中的高岗

俯仰随人--------谜雾中的高岗

麻子这个人，倒也不是绕不过去，虽然曾经贵为五号人物，但即便比较当年相对落后几个身位的286等人，也比他树大根深，又没有育帅，石帅那么大功业，走得早，后来更加凶猛的一系列事件都与他无关，而所谓的集团，也不至于对我CP大业伤筋动骨，同他的盟友牧师一样，都是名不见经传，一飞冲天的人物，去世将近六十年后的今天，我朝对其名分的认定也是颇为暖味，所以对于这个人，怎么看，就随意了。

俺对麻子的注意是几个节点：陕北会师后的土著命运，边币危机，以及最后的滑铁卢。

陕北的主要创始人是刘志丹谢子长，其次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至于徐海东，则是外来户，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的一部，算不上陕北小山头，实际上陕北的肃反，主要是徐海东带来的红25军搞的，这些书中都有交待，只是没这么直说，抬出朱理治，似乎事儿都是他一人干的，一方面军到陕北时，谢子长已死，刘高以及众多土著高层正在蹲班房，一声刀下留人之后皆大欢喜。

不过个人觉得这只是表面现象，所谓根正苗红的直属部队，到了这地方上第一件事儿就是弹压地方实力派，在CP是有习惯的，前有王佐袁文才，后有陕北这个不幸的小圈圈，跟陕北土著相比，四方面军就是根正苗红，但一方面军一来，四方面军又得靠边站了，不过相对而言，太祖手段相对高明些，已经不搞声名狼藉的肃反了，用的是软刀子，刘志丹以及左右手杨琪，杨森在四月中到五月初的东征中全部死亡，至于死因众说纷纭，不好采信，反正，太祖当时给刘志丹的待遇是调离红26军，招几十个新兵蛋子组成红28军交给他，对于麻子，待遇也一样，带着13个人的“陕北骑兵团”去内蒙戍守三边，不过麻子运气好，当然自己在三边干得也不错，在这种剩者为王的时代成了唯一有资格的陕北山头代言人，当上了边区委书记，在借整风一跃而起，镀上毛氏烙印，成功完成华丽转身，自此跃入高层。

至于42-43年的边币危机，似乎到了现代很少被提及，一般对CP感兴趣者大多集中在军事人事统战上，也确实，对比军事人事上的腥风血雨波澜壮阔，我朝在经济领域展露过身手的人少之又少，有点儿贡献的比如陈会计那就是宝贝了，陈会计当年在上海滩一展身手，对比之前败走麦城，导致党国金融体系崩溃的宋国舅，俨然成了专家，对此个人倒不以为然，跟上海滩的金融大鳄掰手腕，陈会计手段一点不比宋国舅高明，只是碍于体制，党国的强推强兑都走不通，而会计出手之时我朝已枪杆子在握，举朝野之力调民间资本抗衡那几条小鱼还不得乖乖认输？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朝菜刀在手，要钱还是要命那这笔账农民伯伯还不会算？比起耍流氓来谁也不是我D对手，当年索狙击手不也被我朝给狙击了。

对于当年的边币危机，主持者一说是麻子，一说是会计，主流资料一般都说是会计，麻子跟他的同盟者牧师一样，走得太早，功劳簿都被冒领了，看了这本书，俺更相信是麻子的说法，因为书中的盐争执，也许这就是写书人的难处了，想客观记录一下这个人吧，就很容易不河蟹，但又不想说瞎话，这可咋整啊，只能没来由地写写麻子是怎么坚持运盐的，但又不能明说这来龙去脉，不明就里的人依旧不明就里，写本传记，难啊。

招安以后，向党国靠拢，边区流通的是法币，但这地头一向是个自行其是的小朝廷，于是自己发行边币，所以边区是二币流通，陕北这地头，穷啊，GM的队伍，大啊，咋办？印！但这边币越多公信力就越差，黑市上边币就越不值钱，为了自抬身价本来定的是1:1，结果43年就到了1:200，反倒成了负担，眼看金融体系就要崩溃，麻子开始救市，首先对内，打击黑市，严控流通，这个对CP来说简单，有菜刀做后盾，令行禁止一向不是问题，边币通胀，会引发挤兑热潮，家大业大，自然不怕挤兑，但边区政府向来也不是财大气粗的主儿，所以对外，想方设法提高准备金，也就是外汇，即法币储备方是上策（我朝目前身位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不知道是不是由此得出的教训），于是向外抛售物资换汇，两白一黑，两白，牙粉，食盐，一黑嘛，张思德摆弄的那东东，你懂的。

50年太子去世，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儿，朝堂上暗流涌动，太子问题一向事关国体，本来胡服这虚君实相名分已定，这太子一去，虚得就得变成实的，胡服难免有些想法，接相国的班一下变成接太祖的班，三大佬的关系顿时变得微妙起来，君储之见关系一向不好处理，相储之间由利害冲突变成了利害共同，君相之间嘛，见仁见智，反正相国去时太祖是放鞭炮的，太祖情知不妙，开始弹压，税改敲一榔头，合作社打一棒槌，但这都是枝节，储相一联合，太祖势孤，转而寻求外援，于是乎，五马进京勤王，麻子粉墨登场。

麻子牧师咋倒台就不多说了，地摊文学里多的是真知灼见，个人想说的是，对于我朝这些恩恩怨怨，单纯地当做争权夺利还是有辱斯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身后是一整个利益集团，执掌权柄后也乐于推行自己的观点，麻子和牧师交集并不多，但几乎在同一时期，一个搞淮币一个搞边币，理念相投也未必可知，麻子胡服的想法相左也不是进京以后，很早就产生过从贫农还是富农中发展D员的争论，太祖是一个浪漫主义底层GM家，个人觉得打倒富人均贫富达到天下大同就是其最终追求，麻子不知本是如此还是刻意装扮，与之相近，胡服伍公286更像是两相其害取其轻，两相其利取其重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的传承者也阐释着这一点，太子D多出自这一脉，说哪个先进哪个落后比较扯淡，这本就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命题。

80年代，胡团长曾经提过要给麻子平反，被286压住，也是，如同当年九一三之后彭京兆要对黑土地问题平反被会计拦住一样，当年会计也有参与这些个事儿，平反了置会计于何地？麻子落难，会计，286都给上了密折，自己平反岂不是扇自己嘴巴，至于何时会平反，悬，这一脉已经断了，朝中无人，所以，一部《高岗传》出炉，殊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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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不尽的历史，抹不去的叹息

——评《高岗传》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一直认为，历史其实一直有多种存在形态，大致可以看作“记载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两者的关系非常诡异，客观的历史若是没有记载，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历史的真实或许就被湮没；但记载的历史又因为各个时代的叙述者的各自利益的缘故，会被有所保留、有所纂改，甚至会被清弃。而顾说，对史料要“作严密的审查，不使它僭冒，也不使它冤枉，这便是我们研究历史学的人的任务。”而手头上这本《高岗传》其实正是在一种语言环境空气的转换下的产物，对于历史真相的尝试性拯救行动，对于未知者的责任性告知举动。

隐而不告但却终又重显天日的历史，总是沉重的。而翻阅这本《高岗传》，我的心情也是如此。

高岗的一生，其实与中国革命相连，其革命经历大致有几个节点非常注目：21岁（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6岁（1941年）荣升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40岁（1945年）奉命赴东北任北满军区司令员；44岁（1945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47岁（1952年），10月奉调进京，11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49岁（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被控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的党籍。

假如撇开革命这个字眼，只从他一个政治人物来看，47年的积淀，位至国家第五号人物，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于一身，说他无功，那是很难得到他人认同的。但短短2年，却从巅峰跌至谷底，连《开国大典》画作中人物形象也被屏蔽，教科书中更是对此隐而不叙几十年。命运真是吊诡的神手，覆手为云，翻手为雨，只让后人唏嘘不已。

戴茂林、赵晓光的这本《高岗传》，对于他一生中的最后两年，是采取一种理智而又稳妥的操作方式的，就是只尽可能地罗列所有能查找到的历史记录材料，不作妄评，不作生发性演叙，让读者自己去做一评断。但我却对于水落石出的那一刻表示淡然，是的，从巅峰到谷底，从被人追捧到万人指骂，这种失落、无助、恐惧，是会让人拿起那把指向自己脑门的枪的（高第一次自杀没有得逞），是会让人在严密监视下秘密攒集安眠药吞服而亡的。但问题是这恶果形成的因在哪里？他以前有过错误么？什么时候高岗开始有这样的种子，而这造成悲剧的种子又是如何生根发芽的？对此，我带着一种更强烈的好奇从书中反复回溯。而在这过程中一个与高大人物相悖的黑点越来越明显——高岗是好色的。

其实从野史中，早就有这样的影子了。在2006年6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马畏安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就早有章节流露：“50年代初期的东北，在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对于高岗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如果不是尽人皆知，也是流传极广的。高岗喜欢跳舞，喜欢在女人中间混。高岗善于也敢于向女人调情。高岗对女人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的桃色新闻很多。一见了女人，尤其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高岗的眼睛就放射出淫邪的光芒，在她们身上的女性特殊部位扫来扫去。”而进京之后，高岗并未对此有过分收敛。高岗在他的住地——东交民巷8号，经常举办家庭宴会和舞会。他的宴会，带政治性的居多，而舞会性质如何，从周恩来拒绝参加可见一般。据坊间传闻，高岗一进京开始搞家庭舞会的时候，总要让秘书通知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务必请总理光临。周起初是欣然前往的，但后来就再也没有参加过。至于原因，是对高岗在舞会上的低俗表现愤然。而在本书的一些散落的地方，读者完全可以找到对以上猜测的引证：一是“1934年1月初，高岗在正宁南邑堡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见一窑洞内有一妇女，便上前调戏。此事恰好被红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黄子安发现，报告师党委”（书P46），被撤销师政委职务；二是在1952年全国“三反”期间，东北局相应毛泽东的号召大张旗鼓反贪污打“老虎”（贪污一万元旧币以上的就是“大老虎”），“高岗经常借到大连、哈尔滨等地检查工作之机，以工作为由找女人寻欢作乐。当时在东北育才中学工作的妻子李力群发现高岗有不正当两性关系后，多次对其苦口相劝。但频繁地在各种场合教育别人的高岗却并不能严格约束自己，他多次与人发生非法两性关系，在党内外产生了不良影响”（书P236）。

而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并非不了解，当时“三反”期间，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党校教育处长以“东北一党员”名义向中央写信，反映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问题。接信后，毛只是把这封信在很小范围内进行传阅，并无任何实质性举动。看到这些我不禁深叹不已，或许毛是认为当时国内并未平稳，社会主义的建设处于关键时刻，高在西北、东北的威望无人可代，只能对此事隐而不发。可是这样造成的后患是无穷的，是不是也正以为生活中的随性无人监管，没有任何的惩戒警示，所以才会酿成后来高岗进京后乘南下修养之机而与林彪、陈云等私下谈心拉拢，酝酿与刘少奇的政治夺权斗争，这样的恶瘤后果呢？欲望是要靠约束的，而约束的方式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来自于内心的道德自制，一种来自于外部的因素他制。而将一位如此权力的高官仅仅指望他内心道德的约束自制，无非就是把他置于人性本能搏斗的角斗场，但我们都知道在人性面前，微小的个人往往是落败而逃的多。而外部因素的他制，当时靠的是什么？其实更多的就是长官意志，说得直接点到高岗这个官职级别的程度上，处罚与否其实也就是毛的个人意志。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其实已经应该大踏步奔向法制社会的进程了，蒋介石的人治后果其实已经路人皆知，高岗的问题展现其实是个很好的转变人治观念、促进制度防腐、促进高官自律的极佳机会，但历史在这里打了个盹，于是高岗也在罪恶的欲望牵引下被推下了万劫不复之地。

根据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的文章披露，毛泽东在得知高岗自杀的消息后，十分震惊和痛惜。毛泽东还对叶子龙说，本想让他(指高岗)还当个省委副书记，去陕北，保留党籍、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他也会愿意的，可是，迟了一步，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

毛是在遗憾对于高岗的个人命运的处理，但如今，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更多的遗憾在于历史进程演进的一种痛惜。雅克•勒高夫说过，“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丧失往昔的人是不幸的。世人应当认识和尊重过去，以便建设符合情理的未来。”如何从这本展现个人命运的书籍中读到更多的对于现实的启示，并为现实做更多的改变，才是历史交给我们的真正的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