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14岁的萧红由父亲做主，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这个王恩甲是小学老师，却身染一些习气，是个没有有理想喜欢抽鸦片的瘾君子，与萧红理想中的爱人相去甚远，萧红并不喜欢他。
17岁的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政法大学学生、与自己有远亲关系的表哥陆振舜。当时陆振舜已婚，可萧红就是爱他。陆振舜为了坚定萧红反抗包办婚姻的决心，从政法大学退学，前往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19岁的萧红逃出家门与陆振舜婚外同居。
可这浪漫的爱情仅持续到第二年春节前夕，由于他们经济拮据，又不会独立生活，再加上家庭压力，陆振舜放下海誓山盟，回归家人的怀抱。萧红一腔希望爱恋落空，当深爱的人转身离去的那一刻，爱情在现实面前化为烟云，萧红被爱情的伤深深的划了一道。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萧红的离家出走，是一种惊世骇俗之举。她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话对象。当她无奈回到家里，父亲又气又恨，举家搬到乡下。有一次，萧红出于同情，替佃户长工劝说伯父不要提高地租。伯父把她痛打一顿，锁在一间空房子里，催促张廷举将萧红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小姑和小婶趁着夜深人静，撬开窗户偷偷放走萧红。
20岁的萧红逃到哈尔滨后，无依无靠，只好找到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读书的汪恩甲，两人住进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生活。1932年春节，汪恩甲把萧红一个人留在旅馆回家过年。汪恩甲母亲知道儿子与萧红在一起，就断绝了经济资助，王恩甲不得向家庭妥协。当时萧红已经怀孕，还是遭到了遗弃。
挺着大肚子的萧红，交不起租费，被汪恩甲留在东兴顺旅馆充当人质，她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救，萧军、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21岁的萧红打动26岁萧军的，是她充满悲情与诗意的小诗：“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同年8月，松花江决堤，萧红因祸得福，逃出旅馆到裴馨园家避难。后送医院待产，因无钱交住院费，萧军用刀子逼着医生救人。孩子生下之后很快就被送人。
萧红出院后，与萧军开始新一轮的婚外同居。这段被萧红称为“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的生活是贫困的，但相濡以沫的日子也是幸福的。他们一方面为生存而奔波，一方面又加入反满抗日的斗争行列。1933年春，萧红在这位青年作家的鼓励下，写出了第一个短篇《王阿嫂之死》，以后又陆续创作了不少小说，并与青年作家一起自费出版了他们合著的一本小说集《跋涉》。1935年，萧红完成了以后震动文坛的《生死场》。该书正式出版后，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先生称赞萧红说：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
事业上成功了，可萧红在感情上却陷入了困境。青年作家暴躁的性格，与萧红忧郁的心情之间的不和谐，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显现出来，这种不和谐深深刺痛了萧红的心。“往日的爱人，为我遮挡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由于感情的不和谐，青年作家的感情转移了，转给了事业，转给了其他的人。这对于感情上受尽磨难、脆弱敏感的萧红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她对于爱依附得太深了！她多次努力，对自己曾热恋过的人抱着很大的期望。但她还是失望了，忙碌着的他已无暇顾及她的感情了。
萧红后来在决定与青年作家分手时，曾对一位知心朋友讲到：“我爱他，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接着她又说：“你知道么？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不久，另一个作家在追求着萧红，从武昌直至西安。虽然萧红不满意这位作家的书生气，不能马上把感情转移到他身上来，但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性，一个软弱、缺乏自信、感到无力支撑自己感情的女性。她太希望把自己的情感依附在一个男人身上了，因此一根二十几节的富有弹性的小竹棍，有所象征地交到了这位作家的手里。
这年4月，萧红和他回到了武汉。不久，他去了四川，萧红也来到了重庆。
因为在码头跌跤伤了胎儿，萧红流产了。从这以后，萧红的心情十分阴郁，脾气也变得暴躁易怒。在朋友们的关怀照料下，萧红的身体才逐渐得到了一些恢复。
1939年五、六月间，萧红和他再度生活在一起。萧红太需要安宁和休息了，但她却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和这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一起生活，很多事情需要她出面应付，甚至邻人与这位作家发生争执，也得由她出面抵挡。曹靖华先生听到了萧红的遭遇，感叹地对她说：“认识了你，我才认识了生活。以后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可以后的生活，对萧红来说更加艰难。为了躲避大轰炸，1940年春天，萧红和他来到香港。这时，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咳嗽、头痛、失眠，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个在人生道路中跋涉了二十九年的女子，已经被病魔逼到了生命的尽头。爱抚、温暖、尊重、安宁……这些渴求得到的东西，她得到了多少呢？即使全部给她，此时也已经晚了。
走在人生最后旅程上的萧红的感情是脆弱的，在后来战争的环境下，她更是常常被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恐惧感所包围，于是更迫切地需要一种情感依托。这样，当她最后对骆宾基产生一种超乎寻常的特殊感情时，也就不足为怪了。
她与端木抵港不久，感情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种令她如痴如醉和梦萦情牵的感觉没有了。与她此时日趋衰弱的身体状况形成对比的是，她精神上的渴求更加强烈。她太需要爱，太需要一种依附和寄托。于是，又有一个人走进了她的视野和生活，他就是骆宾基。
曾经有一本书中这样说道：“香港是萧红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骆宾基则是她姻缘路上的最后一个情人。”不管此说是否公允和准确，但在萧红人生的最后旅途上，骆宾基确实是她感情的最后驿站。
骆宾基是萧红胞弟张秀珂的友人，他到香港后经人介绍结识萧红。他给萧红的最初印象是“中等身材，有着北方农民的魁梧，一张同属于北方农民的紫铜色长脸上，常常写着质朴和沉思。鼻梁上架着一副棕色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不大却充满活力和热情的眼睛。”萧红不否认，对这双眼睛充满好感。由于萧红的介绍与推荐，端木将自己在《时代文学》上连载的《大时代》停下来，发表骆宾基的《人与土地》。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骆宾基常去看望萧红夫妇。因端木蕻良忙于事务，来去匆匆。这样，骆宾基的频繁到访则减轻了病榻中萧红的孤寂感。不久，萧红病重住院，骆宾基更是长时间厮守她身旁。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港九陷于日军炮火之中。病中的萧红非常害怕，有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空虚感。此时，端木蕻良忙于香港的文化事务，干脆请骆宾基多照顾萧红。
一日，疲惫已极的萧红在病榻上紧紧握住骆宾基的手，慢慢地阖上眼皮。骆宾基默默地陪伴一侧，须臾也不离开。环境的恶化和病情的趋重，致萧红情绪很不稳定。她要求骆宾基将来把她送回东北老家，并在一种凄楚和苍凉的神情中对他说“：骆君，到那时你肯娶我吗?”霎时，骆宾基感觉一种心灵的震颤，他猛地拉着她的手，紧紧地攥住，头低俯在她胸前。不久，萧红带着她最后一丝感情的依恋，静静地走完了她崎岖又辉煌的人生之路。
1941年圣诞节的前二天，萧红病情急剧恶化，被医院误诊为喉瘤。喉管开刀后，她不能发声，痛苦万分。她在纸上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1年1月23日，萧红默默离开了人间，年仅三十一岁。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写作天才的女性命运悲凉，1月22日死在香港时，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