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阵营骂杰斐逊是无神论者、懦夫，杰斐逊阵营则骂亚当斯生活荒淫。特朗普与希拉里也算是继承了大选的“优良传统”。

摘要：不管谁当选总统，特朗普也好希拉里也罢，未来都必须面对制度重塑、国家形象再造的挑战。喧嚣的大选终将落幕，但是由这场大选引发的对美国政治和制度的反思却刚刚走在路上。

2016年美国大选即将进入投票日的终极对决。回首一年多来的选战历程，就像坐过山车，情节跌宕，怪象环生，仿佛观摩了一出全景式的美国政治“现形记”。这出“现形记”背后折射的是美国政治和制度层面的哪些“暗疾”？

有种观点认为，与其说今年大选是共和民主两党之争，不如说是建制派与反建制派之争，是反建制派向建制派发起了空前挑战。两个“异端”人物横空出世——一个是共和党的特朗普，一个是民主党的桑德斯，前者更被冠以“特朗普现象”，成为今年大选的最大看点。

两人的个性情怀、政治主张天差地别，但都具有一些共性“标签”，比如反主流、反权威、反政治正确，他们自觉与美国传统建制派精英划清界限，大肆抨击美国现行体制，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他们揭穿华盛顿虚伪丑陋的“权力游戏”，炮轰华尔街垄断财富的贪婪，各自俘获中下阶层和年轻人这批非社会主流群体的心……

为什么今年大选反建制派能大行其道，特别是特朗普这种毫无从政经验、政策主张极端、低俗丑闻缠身的“不靠谱”的人能脱颖而出？

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看来，反建制派的崛起反映了美国政治的两个问题，一是美国政治的极化或者非常态化，温和派空间日益受到挤压；二是美国现行体制难以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诸如贫富不均、种族关系紧张、移民等等，这就给反建制派留出空间。

而且，现行体制本身就是许多问题产生的“土壤”，导致民众对政府和现行体制越来越不满。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白人蓝领“后援团”中， 84%的人认为联邦政府并未很好地代表他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诺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近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指出，对特朗普的支持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基于对政府失去信任而产生的广泛愤怒。施蒂格利茨指出，美国经济在过去60年中表现良好，GDP增长近5倍，但是在大规模减税政策下，这些增长成果落到位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一批人手里。那些处在收入分配底部的群体的实际工资（扣除通胀因素后）依然停留在约60年前的水平。对许多选民来说，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是一个转折点：他们的政府营救了那些使美国陷入破产边缘的富有银行家，对失去工作和家园的数百万普通美国人则似乎弃之不顾，该体系不仅产生了不公平的结果，而且似乎是故意被操纵去这样做的。

体制不公也引发民众对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之间“亲密”关系的强烈不满。“比如说希拉里，反感她的人觉得她就是现有体制的一部分。”吴心伯说。

按理说，以希拉里的光鲜履历——前参议员+前第一夫人+前国务卿，又是二次参选，已完全够格做总统。然而，希拉里的“硬伤”在于，她的身上投射了太多华盛顿政治的阴影。她与华尔街的暧昧关系、克林顿基金会的猫腻、在内外政策上存在公开私下两套说辞等等。建制派的“政治正确”在不少选民眼中只是一种伪善，他们宁可接受“政治不正确”，只要打破现有不合理的体制就行，而自称“华盛顿政治圈外人”的特朗普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恰好给予他们这种心理补偿。

“特朗普现象反映了这几年所谓‘两个美国’的政治极化问题。林肯曾说过，一幢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所以，能否弥合贫富差距、把国家发展大方向调整过来，将是美国的一项重大任务，在舆论、政策等很多方面都要做工作。”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说。

阿喀琉斯之踵

今年大选不单单把美国现行体制的疲态抖露出来，也把美式民主的痼疾再次淋漓呈现。

在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2016年大选也诞生了好几个“最”：最烧钱的一次大选、最丑陋的辩论、 最不受待见的两位候选人、最不满意的选举……

几乎每一次美国大选都要算一笔账，4年一次的“砸钱”比赛一次比一次昂贵。据美国财经媒体《商业内幕》报道，迄今为止，今年大选的总开支已达66亿美元（包括候选人、政党、外围团体的花费），将再次刷新纪录，而这还是保守估计。2012年大选总耗费也超过60亿美元，相当于尼加拉瓜一年的GDP。

表面看来，在大选过程中，竞选人不辞辛劳、四处奔跑，与各地选民密切接触，热烈互动，其实这背后都是钱在做文章。从宣布参选到最后投票，一轮大选下来，整个过程要做多少宣传，要打多少广告，要飞多少个州，要办多少场活动，没有钱一切免谈。

以希拉里为例，她的政治资历自然过硬，但吸金能力更是无敌。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最新披露的数据，此轮大选所有竞选人筹集的资金已经达到13亿美元，希拉里一人就筹得4.978亿美元，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特朗普虽然筹款能力不如希拉里，但迄今也筹得2.475亿美元，加上坐拥40亿美元身家，出几亿竞选经费也如九牛拔一毛。

“在美国选举中，金钱政治一直饱受诟病，成为‘阿喀琉斯之踵’。政治捐款有‘软钱和硬钱’之分。硬钱就是直接捐，软钱比较隐蔽。比如你支持某个候选人，可以自己出钱为这位候选人打广告，甚至不提这位候选人名字，只夸其提出的某种政策好，其实无形中就在捐款。”孙哲说。再加上2010年推出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C），允许捐款无上限，更成为富豪的撒钱利器。

所以，谁有钱谁笑到最后的机会就越大。据统计，在1988年至2008年的6次总统选举中，5次都是竞选经费多的候选人入主白宫，只有一次例外。

砸钱游戏不仅拼数量，还有其他门道。给钱的人是谁，出大头的人又是谁，给钱之后会得到什么，这里面又有很多讲究。

日前，《商业内幕》拉了张单子，在捐款队伍中，排名前100的家族为本次大选总计贡献6.54亿美元（包括给候选人、政党、外围团体），占所有筹款额的11.9%，远超2012年的5.6%。而这100个家族分别是金融界、传媒界、IT、制造业等行业大佬。其中，前三名捐款者分别是Fahr LLC 对冲基金创始人托马斯·斯泰尔、拉斯维加斯赌场富豪谢尔登·埃德森、对冲基金经理唐纳德·萨斯曼。

萨斯曼也是希拉里的头号金主，以2060万美元的献金数位列第一。而在希拉里的前五位金主中，有三位来自华尔街。克林顿夫妇同华尔街大金主的密切联系一直引发质疑，克林顿基金会更被怀疑与华尔街有权钱交易。

《商业内幕》评论道，在美国，把钱投入政治运作是件易如反掌的事。它被视为一种合法投资，并且会有相应回报。政治献金背后都存在政客与金主的交易，政客靠金主上位，金主靠政客赚钱。

数据显示，在2007年至2012年间，美国在政治方面最为活跃的200家企业共耗费58亿美元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捐款，由此从联邦政府的生意和支持中获得高达4.4万亿美元的回报，收益率高达760倍。

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所言，美国已经不再是民主国家，美国的政治体系已被颠覆为向主要政治捐助者提供回报的工具。

政策辩论“变味”

几乎每一次美国大选都要吵架，4年一次的“吵架比赛”似乎越吵越凶，越吵越没底线。

A：“你是普京的傀儡。”

如果不告诉你这是发生在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对话”，你会以为这是在“骂街”吗？

而你更想不到的是，这就是今年美国大选的“主旋律”——两位候选人的核心竞选策略就是互黑、对撕，互揭疮疤、互揭老底，千方百计证明对方没资格当总统，甚至不惜人身攻击、人格诋毁。政策主张的辩论已被边缘化，即使提到政策也只是作为攻击对方的工具而已。直到大选投票日前一周，双方还在围绕丑闻激战。

辩论或论战作为美国大选的一种设计，原本是让民众能够从交锋中更直观地了解候选人的政见。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交锋往往演变为互相攻击。翻检美国大选历史，18世纪末，当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首次拉开美国大选序幕时，也开启了候选人“互撕”的先河。当时，亚当斯阵营骂杰斐逊是无神论者、懦夫，杰斐逊阵营则骂亚当斯生活荒淫。特朗普与希拉里也算是继承了大选的“优良传统”。

当1960年开创候选人电视辩论模式后，固然让双方比拼实力更加公开透明，但是也让竞选更加偏离应有轨道。相比治国理政这种硬实力，颜值、台风、临场应变等等“软实力”却更占上风。时至今日，电视辩论更像政治真人秀或者闹剧场，不是拼演技，就是比骂功，政治伦理被抛之脑后，美式民主也走向自己的反面。

美国政治学者阿尼尔·西格德尔敏锐地嗅出选举“异化”的味道。他说，选举越来越技术化，选举与理念、政策、服务、贡献等没有关联，而只同筹款金额、投票率、支持率等绑在一起，这严重背离制度设计的初衷。

选举变成“选丑”

几乎每一次美国大选都要玩“二选一”的游戏，今年美国选民对两名候选人都不满意， “二选一”游戏非要玩到“选丑”、“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地步也是醉了。美国不少年轻人更是宁愿流星撞地球也不想让两人中的任何一人当总统。

既然两个候选人都很糟糕，为什么民众不能有第三种选择呢？《纽约时报》报道称，民调显示，选民非常希望有第三位候选人，57%的民众希望出现第三个大政党。但是从美国大选历史来看，在两党的强势惯性下，第三党候选人支持率很难达到15%的下限，甚至连电视辩论的资格都轮不上。桑德斯原本是无党派人士，但是为了竞选，他只能加入民主党。他之所以在初选阶段铩羽而归，部分原因就在于“入党”太晚，以致在党内根基太浅，无法获得足够的超级代表票。

吴心伯认为，美国选民没有第三种选择正是两党制惹的祸。美国名义上是多党制，实际上是两党制。现有的政治设计使得共和、民主两党能够控制政治资源，轮流坐庄，其他政治力量被边缘化。尽管人们对两党候选人都不满意，但却无可奈何。所以美国选民与其抱怨两个候选人不堪，更应该抱怨两党制不公。

而两党因受制于党派利益，制衡的结果演变为“否决政治”，党争、拉锯、扯皮，政策出台拖延不决，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其实，美国民众对选举制度的信心也在流失。一个悲观的数据是，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民调显示，美国40%的受访民众“对美式民主丧失了信心”。另据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发布的2016年美国价值观调查显示，超六成人认为两党无法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意见。选民对选举过程信任度也在下降，只有43%的人认为投票被准确统计，五分之一对计票过程缺乏信心。

看来，不管谁当选总统，特朗普也好希拉里也罢，未来都必须面对制度重塑、国家形象再造的挑战。喧嚣的大选终将落幕，但是由这场大选引发的对美国政治和制度的反思却刚刚走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