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敛是根深蒂固的，也是需要随着时代改变，中国需要主动积极在全球用行动表达自己的见解。

编者：此文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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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是起点，真诚和谦逊是路，勇气和智慧是我们走向目标的车和船。---胡锡进

胡锡进：胡锡进，男，1960年04月出生，籍贯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研究生。1989年获前苏联硕士学位。曾在美国、日本等国采访，并曾进入台湾采访。

现任《环球时报》总编辑，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被美国战略上盯上了，各种打压接踵而至。中国人的反思意识强，遇事先琢磨是否自己不对，于是就有些人想：如果我们更低调些，再多藏着掖着一些，是否就能够避免招来美国的遏制呢？

应当说，喜欢反思不是坏事。低调永远是中国战略考量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思考方向。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个基本的事实：迄今为止，中国是一个高调的国家吗？

　　平心而论，我们不是。

　　举个简单的例子，国际战略界大多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东风41战略导弹的研制工作。但是直到今天，中国官方从未正式谈论过它。外界极其罕有的东风41运载车辆照片都是军事发烧友拍到的，无法证实。中国的习惯是，战略导弹成熟列装后才找一个机会拉出来正式亮相，研制过程概不论及。

　　还有，除了在大连建造的一艘中国国产航母有正式的下水消息，其他航母只要不下水，中国都不会主动提。外界对中国的意见常常抱怨我们“不够透明”，而不是中国用战略武器恐吓他国。

　　要是其他国家，有什么有力量的东西，早就吹出去了。恨不能杀手锏还在图纸上，或者刚焊上第一块钢板，就要拿出去产生战略威慑力了。中国的内敛是根深蒂固的，对战略力量的展示程序至今没变。

　　中国在南海建设岛礁，是向世界翘鼻子的事情吗？中国一直是南海上的低调者，我们完全有能力把九段线内被别国侵占的岛礁夺回来，但一直克制着。某国在1999年5月9日，借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头一天被炸，趁火打劫，把一条破军舰搁浅在南沙的一个中国岛礁上，咱们忍了这么多年，一直劝它把船拖走。中国在南沙扩建的都是处于咱们自己目前控制下的岛礁，没有为此把菲越控制的岛礁多回来。而且建完岛礁后，也不向上面部署进攻性武器，只有一些防御性武器。

　　美国在世界到处建军事基地，随便就在盟国增加军事基地，增派军队或者部署威胁中国的新武器。比如它在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这些年都有新增军事部署。大家说，与美国遍布全世界的军事基地群相比，中国在南沙搞公开宣布主要用于民用的岛礁建设，应该算个事儿吗？这能算挑战美国的霸权了吗？

　　美国对中国搞“一带一路”耿耿于怀。老胡在媒体工作，从一开始就知道，一带一路是个倡议，不是战略，对此中国媒体特别认真，从来不写错。一带一路是开放的，遵从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欢迎所有国家参与。姿态放得这么低，态度这么诚恳，这哪有要与美国分庭抗议的意思？

　　更不要说台湾这边了，蔡英文当局如果不折腾，不拒绝九二共识，台海就是风平浪静的。中国大陆的所有反制行动都是对蔡英文当局激进政策的回应。

　　说说国内吧。国家为了鼓舞人心，凝聚社会，做了一些经济建设成就和科技进步的宣传。老胡新闻从业30年，一直知道国家有年年国庆前和每次党代会前以及重要政治事件前宣传建设成就的传统。另外中国还很爱搞各种长期规划，到2000年怎么怎么样，到2020年怎么怎么样，到2025年怎么怎么样。上世纪80年代就规划到2049年的事儿了，现在如果规划到2099年的事儿，按说都正常。老胡想说的是，这是中国的特点，是我们社会实现动员的一种方式，中国有百年屈辱，社会有时需要一些鼓励，这是国情。2008年，我们的奥运会开幕式很宏大，那对应的是中国人的一种心理需求。而且90年代初我们就申办2000年奥运会了，那一次申办失利，很多人是趴在自行车上哭的，那时我们很穷。

　　为什么过去这样做都没事儿，偏偏现在这样做，我们自我激励一下，制定一个规划，美国就跳起来了？不是中国变高调了，或者说我们高调还是低调不是主要原因，而是美国的对华心态变了，它不接受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它的60%以上并且继续向前发展了，它看中国处处都不顺眼，要向中国搞某种“战略摊牌”了。

　　就在不久前，莫迪总理宣布印度要在2030年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这样说，没事。德国搞工业4.0计划，也没事。偏偏就是我们几年前订的一个“中国制造2025”计划惹着了美国。

　　自省是中国人的优点，但我们决不能用自省代替对世事变迁的感知和眺望。贸易战和科技封杀战是美国出于国家战略自私突然对中国实施的战略发难，它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错，中华民族的上进以及对自我上进方式的遵循都是我们的基本权利，这一份自尊和自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失。

　　我们可以也应当不断总结经验，包括根据现实需要调整策略，但我们不能为别人的蛮横自私背锅，即使遇到困难，我们也不能在精神上屈打成招，不仅不在别人对我们的指责书上按手印，更不能主动写忏悔书。我们可以谦让，还可以做必要的妥协，但是非决不能被压弯，无论进一步还是退一步，我们的头脑必须是清醒的，意志必须是泰然的。

　　是的，大国中唯一30年没有打仗的中国不能背“好战”的锅，勤勤恳恳的中华民族不能接受中国复兴是从美国“偷来的”指责，孩子们去西方留学，我们尤其不能接受对他们都是“中国间谍”的声誉抹黑。我们对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信奉十分真诚，为此老胡相信，自尊是起点，真诚和谦逊是路，勇气和智慧是我们走向目标的车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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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成长史

胡锡进的童年在北京东高地一带度过，母亲是普通工人，父亲是名会计。胡家有5个孩子，2男3女，胡锡进排行第三。工薪家庭养活5个孩子，日子过得拮据，胡锡进想买本书看父母都拿不出钱来。1966年，他的哥哥溺水身亡，胡锡进6岁，只记得母亲撕心裂肺的痛哭，从此母亲严禁胡锡进游泳，一发现他偷偷下水，必定痛打。胡锡进喜欢跟一群伙伴沿着铁路玩，这也令母亲恐惧不安，“她不识字，信基督，每天就是祈祷平安，”父母对他别无所求，只望他平安长大，当个工人。

但胡锡进希冀的从来不是安逸人生，他自认“不安分，渴望改变”，他不受管教，也不按规矩出牌。1977年恢复高考，胡锡进上高二，正是要紧读书的当口，他却做着文学梦，不用心上课却迷上写小说，发表出一篇后，更是天天“梦想将来当作家”。这也是上世纪70年代末流行路线之一。

1978年，“文革”结束的第三年，胡锡进考入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南外)俄语系，他认为这是人生第一个里程碑。他的青少年阶段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学校教育残缺破败，几乎没读过什么书，“从看《艳阳天》那种层级，突然看到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那些人性的光辉一下子照耀我，就像冰雹砸下来，把不到20岁的我砸蒙了。原来世界是这样的！文学这么伟大！我被感动了，人道主义，寻找自由的情怀，对我一生的价值观起了决定性作用。”

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是一所军校，他回忆当年既是上大学，也是从此成为军人，每天5点起床号响起，大家列队出操跑步，“天边有彩霞，还没亮全，我也还没完全醒，边跑步边睡，还做梦呢。”胡锡进儿时多病，不善运动，但在军校参加了长跑队，每天1万米，38分钟跑完，身体渐渐强壮，工作后在波黑战地参访的艰苦辛劳，他感念在军校练出了好身板，“到最后都是拼身体”。

从军校毕业时，俄语系成绩排名第一的学生去了总参一级的单位，他这个第二名却被派到北京延庆山沟里的87153(该番号是一个位于北京市延庆县永宁镇的部队学校)部队担任教员，教授俄语，直到1989年从部队转业。

1989年的胡锡进有两个工作机会：人民日报社和中国进出口公司。他选了当记者，因为“我好冲动，性格中充满不安，”而记者是把这个缺点变作优点的职业，“想想看，在机关或公司大楼里对着上司冲动一回是多么后患无穷”，但能“冲动地”穿越巴尔干交火线，“是多么值得夸耀”。这指的是他派驻南斯拉夫时采访波黑战争时的经历。

进入人民日报社后，胡锡进被分到国际部工作。这是个清水衙门，记者们能发稿的机会不多，都盼着能派到国外驻站。这是要论资历慢慢排队才有机会，新来者都得在办公室查3年资料，1993年年初，胡锡进终于获得派驻南斯拉夫的机会。对于驻外而言，这算不得好差，既不能如驻欧美那样是国际新闻主力，也不能像驻中小国家宽松自在，巴尔干是个“火药桶”，纷争冲突不断，时不时就响起枪声，不出事的时候是边缘地带，出事了也发不出稿子。胡锡进倒觉得合上心意，坐了3年办公室，他“渴望激烈的人生”。

离他开赴南斯拉夫还有3个多月，环球时报社成立了，那是1993年1月3日。彼时《环球时报》叫《环球文萃》，隶属国际部，是个为国际部赚外快的菜篮子工程。“国际部的记者最穷，就想着办份报纸挣点钱给大家发，挪出一间办公室，招了七八个人，就把报纸搞起来了，我去南斯拉夫之前没什么事，领导让我过去帮忙。”胡锡进编了第一个头版，内容是巩俐，更主要的时间，他跑出去拉广告，3个月拉来了十万五千块，“拿了不少提成，别人一个月挣100多块，我挣了1000多”，他好不得意，也很感慨，“太难了，到处求人，看人脸色，”他记得不小心划破手，为了拉广告，还骑着自行车横跨大半个北京城，“到西三旗的北京轮胎厂，结果还被人赶回来了。天热，一路骑车出汗，晚上手肿得跟馒头似的。我这辈子，再也不拉广告了”。

这是他第一次为《环球时报》工作，为期3个月。

临到出国，胡锡进一句塞尔维亚语也不会，他的方法是买来塞语课本，花12元钱从北外请一位一年级的学生对着录音机把课本通读一遍，这是他的基础配置。高级一点的工具是人民日报技术部给了他一台386笔记本，一本WPS软件说明书和DOS 大全，他揣着这些去了贝尔格莱德，不会开车，从没用过电脑，“感觉像空手走进都市的流民。”

他穿着廉价的棕色西装，白袜子，黑皮鞋，背着一个蓝黑挎包走在贝尔格莱德，唯一时尚的是他梳着类似“披头士”乐队那样的长刘海，这也是中国80年代中国文艺青年常见的发型，于胡锡进而言，却不一定刻意为之：他这个造型20多年来维持不变。

南斯拉夫3年，胡锡进目睹了这个东欧大国的分裂与衰败，战乱带来的流离失所，这些见闻和经历构筑了他之后坚定的政治观点：中国不能“乱”。

上世纪9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国际受制裁，国内政治动荡，“可再乱他们民众生活水平也很高，街头随处是露天酒吧、咖啡馆，老百姓泡吧，喝咖啡，我们国内哪有这些，生活水准没法跟人家比。”胡锡进常和妻子去露天咖啡厅小坐，花2美元点两杯果汁，泡咖啡馆至今是胡锡进夫妇最重要的休闲方式。

2012年胡锡进重回巴尔干地区，南斯拉夫早已经不存在，他仍去街头咖啡厅，花5块钱可以吃到很漂亮的冰淇淋，“比国内便宜好几倍，他们乱了20年，停滞了20年，中国发展了，人均GDP已经超过了他们”。

胡锡进之音

胡锡进把波黑形容为自己的“初恋”，回国时，他忽然觉得有一点36岁人到中年的恐慌，“习惯了战地报道的激烈状态，我回不到机关那种生活，心野了收不回来了。”看到都市报正在兴起，他又起了兴致，他主动要求调职到《环球时报》，当时仍叫《环球文萃》，4开8版，每周一期，发行十几万份。

胡锡进的事业转折始自2005年7月，他继任总编一职，将《环球时报》改为日报，他建立了环球网和《环球时报》英文版，通过社论，使《环球时报》由一家国际时政媒体，转而进入国内时政话语平台。胡锡进个人也与《环球时报》一同，毁誉各半，但名声日隆。

《环球时报》曾就胡锡进是否应该开个人微博举行了2次讨论会，赞成与反对相持不下，胡锡进之前没有任何玩微博的体验，还是拍板定案，“我不清楚会有什么后果，人要是把什么事都想清楚才动手，那什么都做不了。”

胡锡进的微博上线便实现了粉丝疯涨，虽然其中绝大部分粉丝是为了专程来骂这位《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这倒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因为人们即使厌恶一份报纸，一般也不至于因此去打听它的总编辑是谁。但即使在今天，在胡的每条微博下面，仍然有大量的评论与微博内容毫无关系，评论者只是为了对胡锡进讲一句“三字经”。

胡锡进意识到他本人成为《环球时报》的标签之一。“刚开始我还比较随便，现在越来越不敢，一句话说错引起大量误解就来了，所以每次发微博我都要想好，如果出现重大误读或者误解，有时我会删掉，或者做一些解释。”

2010年秋天之后《环球时报》所有的社评几乎都出自胡锡进之手，但并非他一人之功。《环球时报》专设有社评组，由3个编辑轮流负责，胡锡进每天上午10点左右到办公室后，和社评值班编辑商议当日可选的话题，写作的基本观点和思路，然后由该编辑就此话题查阅资料并给各路专家打电话征询意见和观点，将所收集的信息整理成文字。

晚上7点左右，胡锡进拿着这些整理好的资料开始以口述的方式写社评，他指了指办公室的一张黑色椅子，“编辑抱着电脑坐在那儿，我坐桌子，我说他敲字。我拿着资料边看边划，哪些话可以用到社评里，有时也没有实际收获，但是仍会提醒我知道不同的看法。”胡锡进逐句口述，连同标点符号一并说，当记录的编辑有不同意见时，可以随时打断他，“他会说‘老胡’这话你说的不对，有哪位专家的看法和我冲突，或者他了解的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他不断修正我，10次有9次我会接受，我也经常意识到自己错了”。

大约8点至9点，社评初稿完成，立即传给《环球时报》智库的几位专家，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再根据这些意见修改，甚至推翻重写，每次参与这个过程的专家不少于3位。《环球时报》曾公布过一个参与社评“专家”的名单，有百人之多，胡锡进称现在的规模已经扩大到200到300人。

梳理《环球时报》“专家库”的名单不难发现，其中包含大量被民间称为“左派”或者“新左派”的人士，而且很大部分持极端民族主义观点，只有极少数“专家”是“自由派”或无具体政治立场。有的“自由派”名字虽出现在智库名单中，但坚称从没接到过咨询电话，也从未参与《环球时报》的社评。以房宁、喻国明为代表的学者是智库主力，他们看完社评后有时与编辑长时间通话，提出修改意见。

胡锡进订立的制度是，每天社评必须保证起码有3个专家参与，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时间赶不上，也至少要保证一名专家看过稿子，“防止出现重大谬误。”胡锡进认为，社评已经最大程度地吸收了各方观点，因此不可能极端或者有重大偏颇，“我希望社评能反映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但是我们也会坚持我们认为确实是对的东西。”

《环球时报》的社评流程也并非一成不变，新闻事件波澜迭起，或者乏善可陈，一周里总有一两次要到下午五六点才定下选题，或者拖到晚上八九点仍无事可谈，最紧张的时候，晚上11点钟才开始动笔。

无论多晚或者身在何处，社评胡锡进都要亲力亲为，因为他比别人更清楚自己言论风险的底线在哪里。走到哪里，他身边都要跟着一位社评编辑，出差繁忙的时候，很多社评完成在飞机上。

总是在风口浪尖

2013年1月4日，在《环球时报》刊发社评《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当晚，“排队骂胡锡进”在微博上又成一景。

这篇社评将《南方周末》与其监管者的矛盾扯到了另一位敏感政治人物陈光诚身上，在当晚痛骂《环球时报》的人看来，这无疑已是严重的政治构陷。文中更以近乎威胁的语气说，“在中国今天的社会政治现实下，不可能存在这些人心中向往的那种‘自由媒体’如果有媒体公开对抗现行体制一定更是输家”，因为“今天的中国根本没有支持这样做的社会基础。”

胡锡进说，这些话很真诚，是他的肺腑之言，因为他曾经历南斯拉夫分裂和战乱的过程，“亲眼目睹了分裂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目睹了上百公里长的前南斯拉夫难民潮。我认为，任何政治家都没有权力让他的人民付出这样的代价”。胡锡进坚定地支持“国家稳定第一位”。

而批评者认为，在任何官民矛盾中都坚持所谓“稳定第一”，只不过是为了掩饰“永远站在政府一边”的真实立场，而政府遭遇批评时，《环球时报》则用“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应对(胡锡进最近出版的评论集，即以“复杂中国”命名)。有人因此在微博上贴出一张小狗叼飞盘的照片讽刺《环球时报》：“无论政府把盘子扔多远，你们都能叼回来。”

这倒也未必是冤枉，《环球时报》曾经刊文主张“媒体应是国家利益的‘看门狗’”，既然稳定是最大的国家利益，而要维护稳定又必须坚决站在政府一边，那么无论“稳定第一”还是“复杂中国”也都顺理成章了。

胡锡进认为西方媒体也是有限度的，“2002年，我有机会采访一系列美国媒体。有家媒体开编前会上讨论一张涉及宗教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大主教，但他旁边有位时髦女郎。编辑认为这有损大主教的威严，把女郎裁掉了。”胡锡进说，“这种做法与CNN在拉萨‘3·14’事件中使用中国军车的照片而把暴徒向军车扔石块的画面完全裁掉，以此攻击中国政府镇压拉萨平民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驱动他们的是各种各样的利益，而绝非推动普世价值的神圣目标。”

他强调《环球时报》是“理性爱国主义”，和国家利益站在一起，而那些批评《环球时报》的人则是因为被西方洗了脑，“美国媒体难道不维护美国利益吗，他们抵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的时候，怎么不骂他们民族主义？”

对于五毛的标签，胡锡进很不屑，“那些所谓的自由派是借着为了骂我给自己贴政治标签，或者实现一点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是批判我的观点，观点可以争论，总是批判我的诚信，就不对了，说我们有目的，是党的走狗，这不是搞‘文化大革命’这一套么，观点不一致，就人身攻击，上纲上线。”

《环球时报》曾经连登数篇评论，对艾未未发起批判并用警告的口吻对艾未未“喊话”，而艾未未的回应方式也很特别，直接将胡锡进的手机公诸于网络。胡锡进因此一度饱受电话骚扰，不少人坚持打来电话谩骂。但他略带骄傲的表示自己坚持不换号码：“换了号他们还会给我公布出去，没关系，这就是中国社会。”

《环球时报》对官方的“复杂中国”式维护和对政治反对者的“警告”，很难说哪一种更容易招来仇视。无论在对《南方周末》还是对艾未未、陈光诚们的评论中，这种带有威胁意味的警告口吻一再出现，在批评者看来，《环球时报》甚至是比几大传统党报更真实的官方声音，“他们替政府说政府想说又不方便说的话。”

不过在体制内，它却被看做“民间思想”的代言人。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称：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两个舆论场，如果我们只关注一个而忽略另一个，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都会有失偏颇。”张认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国官方的声音，代表中国国家的立场；《环球时报》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民间的态度。”

不过，胡锡进也声称自己不被许多知识分子接受，“我们首先是在知识界混，在你最近的周围，有一帮人恨你，你能舒服吗？这些人挑各种毛病，希望你倒霉，《环球时报》倒掉。你的一个小错误，就会被放大，形成舆论，这会形成一种压力，令人不安全。”胡锡进有时深觉孤单，“但不孤独，因为我知道自己没做错事”。

对于一位总编辑来说，也许发行量才是“没做错事”的最好证据。据称《环球时报》目前拥有每天160万份以上的发行量，胡锡进认为，这证明自己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他说，这一切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和国家利益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