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章《 请停止冤枉疾控中心，不要搞出新冠时期的袁崇焕》

以下文章仅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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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懒，真的不想写基本常识，但我真的出离愤怒了。

昨晚，某微博署名为‘王王王立铭’、简介自称为浙江大学教授&科学作家的微博账号，po 出一则微博，质疑中国国家疾控中心的科学家‘是否为了发论文，对数据秘不外宣’，‘选择在英文杂志发表这种对于中国疾病防控至关重要的数据’，‘比公众早三个星期知道了病毒人传人的确凿信息，你们有没有做到你们该做的事情’。

这个质疑，随后被署名为‘小苍蝇拍’的无良自媒体人歪曲意义，冠以‘浙大教授爆料：疾控中心早就知道“人传人”，但却刻意隐瞒跑去国外发论文！’这样的 UC 震惊体标题党，发在自己公号上。

这篇文章一发出来，便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几小时的时间便成 10 万+、100 万 +。

还有若干蹭热点、吸人血流量的自媒体转载，我所看到的每一篇转载文，清一色地也都是 10 万 +。在一次次转发、一层层信息扭曲的过程中，舆论的矛头也逐渐嬗变成对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和他的同事们的人身攻击。

对此，我只想问：小苍蝇拍，你怎么不把你自己这只苍蝇打死呢？

先上结论：高院士和疾控中心不仅被冤枉，而且是被冤得最惨的那一种

以高福院士为首的中国国家疾控中心的科学家，是 100% 被冤枉的。

他们守卫着中国人抵挡病毒和瘟疫的科学长城，却被人这样恶毒地诬陷。

这个模式我见过，每个中国人都见过。

一位危亡之际镇守边关的大将，忙于军务，无暇他顾。

此时，朝野上，有人不偏不倚就挑这时候跳出来指控他。

‘在英文杂志发中国人的数据’，暗示串通异族；

‘早就知道人传人却刻意隐瞒’，暗示纵敌拥兵。

前有岳飞，后有袁崇焕，今有高福。我努力镇守长城，抵御清兵，为国效力，但我抵御不了自己的同胞，安坐于朝，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下面解释为什么，摆事实，讲证据。

一、疾控中心如果发布疫情相关信息，是违法

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是科研单位 + 事业单位 + 公益机构。它的权力，受到法律明确的限制。

各级 CDC 的职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章第十八条中有明确规定：

请冤枉、构陷疾控科学家的人好好读一读上面的汉字语文。各级 CDC 的职责是：规划……收集……分析……预测……调查……评价……鉴定……普及……培训……研究……咨询……

这些词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疾控中心就是一个科研机构+公益机构+政策咨询机构，它不是政府下属的一个部门。

除了上面列举的这些中心谓词以外，还有一个‘报告’的职责。这个‘报告’，是报告给 CDC 所属的政府有关部门——即卫健委，而不是报告给公众，不是报告给你。对公众的公文用词，不是‘报告’，而是‘公布’。

那么，疫情信息怎样向社会公众公布？

《传染病防治法》第三章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都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

第一步，CDC 向政府打报告；

第二步，政府向社会公布。

所以，CDC 依法根本没有权力向社会直接发布信息，发布就是违法！

那么，王立铭在微博中所质疑的，‘你们有没有做到你们该做的事情’，答案是：当然做到了！正是因为高福院士和 CDC 的科学家们合格地、甚至应该说是出色地履行了自己作为疾控人的法定职责，及时向卫健委递交了报告，卫健委才会动起来，才会有后面政府所做的一切，你才得以在这里接收到疫情资讯，也因此才保住了谩骂疾控人的反智主义者和法盲们的命。

中国 CDC 真的很优秀。自称为高福院士的学生在豆瓣上表示，CDC 真正的上报时间，是在 12 月：

我就纳闷了，为什么萌化、饭圈偶像化的对象不是 CDC 和高福院士这些科学家们，‘阿疾’‘控酱’‘阿福哥哥’‘高吉桑’？

二、疾控中心甚至没有权力下结论

也许有人仍会质疑：疾控中心确实及时报告了疫情信息，可是，‘人传人’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他们是否及时报告了呢？他们是不是为了发论文而只报告了表面的信息，却把最重要的数据隐藏起来了？

答案是：当然及时报告了，当然没有光想着论文！

如上文所骂，你可以观察到，其实是两种人在构陷疾控科学家：

一种是反智主义者，他们反智、反专家，看到专家讲话、发论文，不加分辨就开骂，这种人我不想理睬；

而另一种是法盲，他们缺乏基本的公民意识和现代社会精神。对这类人，我有些话想说。

浙大王立铭教授显然不是反智主义者，他本身就是一位青年科学家，科研建树颇丰，但这并不耽误他同时是个法盲。

许多人对‘法盲’一词理解很狭义，认为法盲就是不懂法的人——这个解释只看到了表象。

中国有那么多法典法条，就算专业的法律人，也并不熟悉全部的法律，更何况各行各业的普通老百姓。如果必须知法懂法，才能不做法盲，那么法盲的门槛未免太低。

事实上，不做法盲，不需要你通读所有法律法条，只需要你懂得现代法治精神和社会治理逻辑。

如果说法律是社会运行背后的程序代码，你不需要背诵几十上百万行代码，你只需要懂得代码的语法。

程序员应该都能理解这一点：如果你懂得代码的语法，就算没看到代码本身，你也能想到这个代码大概会怎样写，会有几种写法。于是，你就算只掌握一小部分信息，也能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合理的推断，而不会提出一些不着边际的指控，反而混淆视听，模糊了公共讨论的重点。

‘人传人’，第一层是一个‘科学事实’，第二层是一种‘社会认知’。记住这两个词。

作为科学事实，需要不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有获得充分的证据，不能在科学上轻易下结论；没有获得足够的同行评议，没有科学家共同体的充分讨论、质证，不能轻易断言‘人传人’就是科学事实。

但是，人传人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它的标准与科学的标准是不同的，而这个标准不由科学家主导，而由政治家主导。

这也是《传染病防治法》为什么规定疫情信息要由政府而不是疾控科学家向社会公布的原因，政府需要从中综合考虑多方风险，作出最有利于整个社会有机体健康运转的决策。

而这个职责，科学家无权干涉。有基本社会学常识的人都会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科层制，高度分化的社会分工，每个环节的权力和责任明确到位，一个环节不能干预另一个环节，整个社会有机体才能有序运转。

这意味着：一个现代人，但凡充分认知到这些基本常识，就算他从来没看过《传染病防治法》，对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制度一无所知，他也绝对不可能根据现在疫情防控的状况，去质疑发布不及时之罪在疾控科学家。

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和疾控机构只可能承担与科学事实相关的职责，不可能承担与社会认知相关的职责，科学事实的认定与社会认知的认定，在现代社会中早已分化开来，由不同的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负责。

也就是说，科学家和疾控中心，只有权力和能力为科学意义上的‘人传人’下结论，但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任何能力去为社会认知意义上的‘人传人’下结论。

为了确认这一点，我专门找了一位好友，打听现实里是否真的按照这个逻辑运行，他的父亲是知名的疾控专家。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读者可以自行体会：

可以看出，存在两个结论：技术结论，由科学家掌控；官方结论，由‘官’也就是政府掌控。

用大白话讲，就是：CDC 和高福院士，只能在学术期刊上下结论说人传人，抢着发论文 = 尽早把科学结论研究出来，是负责任的体现。科学家不能在公共媒体上轻率下结论说人传人——除非得到了政治家的委托。

三、钟南山院士代表了高福院士

疾控科学家上电视讲话，本质上是对公众解释‘社会认知’背后的‘科学事实’。

一个科学家，如果每天不好好做科研、写论文、发论文，却总是在社交媒体上大放厥词，就算他说的对，也会被整个学术共同体鄙视。

因为学术期刊才是讨论科学事实的地方，老百姓可以把学术期刊理解成科学家的企业微信。

你们公司的事务，理所当然应该在你们公司的企业微信或者钉钉之类的专用群组里说。如果你要跑到外面社交媒体上说，你就先考虑清楚这样做的后果，或者去寻求上司的授权。

对科学家也是一个道理。一旦科学家在公共舆论里讲话，就必须要考虑自己所讲的‘科学事实’，是否有可能被舆论加工成‘社会认知’，而此时，他必须警醒地去反思，自己到底有没有权力去制造社会认知，以及这样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除非，有权力制造社会认知的机构，把这个权力授予了他。

这也就是为什么 1 月 20 日，公众看到钟南山院士以耄耋之躯上央视，给大众苦口婆心讲述疫情防控的状况，这当然是卫健委授权的结果。

央视白岩松老师提了好几个问题其实有点不着调，但钟南山院士见招拆招，准确捕捉到这些不着调问题背后社会关切的要点，把信息严谨地传达了出去。

就这么严谨、这么专业，结果他老人家的话，还是被微博和央视新闻一定程度上扭曲了：

明明是‘1 月 20 日之前的新冠病毒与 SARS 最严重的极期相比，传染性没那么强’，结果被央视和微博理解成‘与 SARS 相比传染性没那么强’乃至‘传染性比 SARS 弱’。

也就是说，事实明明是，我 10 岁的时候打不过你 30 岁的时候，你却到处给人说，我打不过你。

结果现在，越来越多的论文开始证明，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比 SARS 更强，如果不是有视频证据，人们是不是又要让钟院士或者‘科学家之前的研究搞错了’来背锅呢？

由此可见，科学家如果参与到‘社会认知’的制造中，就算获得了授权，只要一个不小心，还是很可能出现各种信息偏差。

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学家往往对媒体态度非常谨慎；这也是为什么，让钟南山院士露脸发表如此重要的谈话，而不是其他更年轻、更缺少威望的科学家。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钟南山院士一个人在四处奔波。钟院士在这次央视采访中所发布的信息，事实上是国家卫健委于 1 月 20 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释放出的信息。

看看这个记者招待会的阵容：

也就是说，钟南山院士在媒体上讲话，是代表高福院士和其他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讲的。总不能六个专家一起接受水均益采访、一起露脸吧。

甚至你都不需要懂上面讲的道理，人家一位院士，埃博拉 90% 致死率都不怕的一个人，40 岁就在牛津大学当博导，然后归国报效，500 篇顶级文章放在那里，‘抢着发论文’根本没有必要。

许多人在网上散播误导信息，说什么钟南山院士在前线奔波，高福院士在后面抢着发论文，请自己打脸，至少扇自己 40 个耳光，为了疾控科学家们在前线战斗的这 40 天（至少）。

四、论文发在英文顶级期刊，就对了

指责高福院士把论文发在英文期刊的王立铭教授，他自己的高引论文列表如下（彩云小译提供即时智能翻译）：

王教授研究果蝇的文章，发在英文期刊没问题；高院士研究中国疫情的文章，发在英文期刊就值得质疑？

产自中国的病毒只能中国人研究，只能发中国期刊？那么产自美国的果蝇是不是也只能美国人研究，中国人研究美国的果蝇是不是讨好美国主子？

大字报在人间放放就可以了，不要打到自然界里去。

这里的关键点，根本是不是英文/中文，而是‘顶级’，数据发布到顶级期刊，才能让全世界的学者来共同讨论防控办法，帮助中国渡过难关。

每个中国学人，都期待全球学术界的顶级期刊在中国，甚至期待中文成为世界通用学术语言——但是，功夫下在平时，不下在瘟疫这一天；功夫下在每个人自己，不下在别人。

至于有些人认为疫情数据之‘家丑’通过英文期刊‘外扬’，麻烦想想，到底什么才是家丑？最大的家丑，就是疫情本身扩散出境，而不是疫情的数据出境。

五、浙大王立铭教授同样值得尊敬

在这里，我并不想指控浙大王立铭教授如何如何，相反，我认为他作为一位公民，他在微博上的舆论监督是必要的，甚至是可敬的。

如果没有他昨天把这篇论文介绍到社交媒体，许多人不会了解我们的疾控科学家做了什么事情，发现了什么要命的事实。

王教授本人也是留学归国任教的青年科学家，他具备出色的科学素养，表现在他这条微博的遣词造句，在质疑的同时，其实是谨慎的。他了解自己缺乏信息，所以仅仅提出疑问，没有下任何不负责的结论。从语文上，也并没有恶意带风向。

这起注定将归于平静的舆论事故，是自媒体擅自标题党、赚‘国难流量’‘人血流量’、推波助澜煽动的结果。

但我也不想简单地指责自媒体。王教授的话，说出来时是一个意思，但被不同背景的人做阅读理解，解释出来就是一千万个意思。

我们确认疾控中心的一系列操作合法合规、尽职尽责，不存在阴谋、腐败，于是，随着事实真相的中值回归，我相信会有更多人开始指责王立铭教授和自媒体‘瞎说八道’；然而，假设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真的有阴谋、有腐败，人们又会把王教授和自媒体捧为揭露丑恶的英雄。

这就是舆论的真相，其实非常简单：每个人都一定会犯错误，但也绝对不会是 100% 的错误。每个人在舆论场中，都处在从 0% 错误含量到 100% 错误含量中间的谱系上。每个个体的认知能力有限，除非是别有用心故意为之，否则，舆论不发酵，你并不能完全确定你说的话、你转发的信息，究竟是真相还是谣言。

‘离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这个道理，对传言、谣言同样适用。

王立铭教授的微博，除了上面分析到的那些‘错误点’，还有他对‘中国被 WHO 宣布为疫区’的忧虑。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同时，WHO 已经宣布了 PHEIC。显然，王教授虽然是生科方面的科学家，对很多问题比普通人懂得多，但他对‘疫区’说法中的错误也缺乏认识。

科学家，作为人类社会里知识的保管者和守护人，他们同时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如果要在‘科学事实’以外的领域里讲话，需要首先意识到自己是在对公共领域讲话，自己的话具备‘公共性’。

‘知识分子和公共性’问题，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一位自然科学家，他可能在神经生物学或病毒学方面有专长，但他并不是社会学专家，他对知识分子和公共性问题的认识，很可能只是学术圈外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水平。

也就是说，科学家懂知识，但他可能并不懂‘对社会讲出知识的方式’。

他是某种知识的专业人士，但他并不是‘对社会用最合适的方式讲出这种知识’的专业人士。‘对社会讲出知识的方式’这件事，是社会学家研究的领域。

‘对社会讲出自己的知识’，是一种能力，需要一种素养——‘公共关怀’和‘信息素养’，而这些也都是很专业的东西。

知识分子不懂这些东西，舆论场就会随时随刻面临风险。科学家不去提高自己的公共关怀能力和信息素养，不能保持对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反思，对公共性问题缺乏基本的认识，就容易好心办坏事。

昨天，我通过微信公号，与最早在微信群里讨论这次疫情的‘八位上帝派来拯救中国的医生’之一（也可能是他们的同事）讨论了类似的问题：

这位科研人，寄希望于‘等全民素质提高一个档次’。但我很想告诉他，这件事，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浙大的教授，文化素质、收入、眼界比一般人都高，但仍然会是法盲，仍然会缺乏公共表达素养。

一名知识分子，上至院士、自然科学教授、人文社科学者，下至青椒硕博、记者、作家、底层学术民工，只要在某一时空投身公共舆论空间，发表通俗易懂的言论，可能被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他都事实上成为了一名在这一瞬间具备公共性的知识分子——即‘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身份，在国内被污名化得非常严重，已经成了一个骂人的词，人人得而诛之的节奏。但抛开所有感情色彩，每个有知识的人都可能突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互联网带来的不争的事实。

说实话，这些话，我几乎不太敢说，没人想花工夫洗白一个几乎不可能再被洗白的东西，给自己招一身腥。

但最后还是决定简单说几句——也许，‘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主导话语权的固有身份，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但发达的互联网信息平台，也许意味着每个知识分子的‘公共知识分子瞬间’对中国是有意义的。

大白话讲，就是，我们拒绝常态化就那几个人呼风唤雨的公知，我们拒绝‘连续的公知’，但我们需要‘离散的公知’。

譬如王立铭教授，他在此处就是一位‘离散的公知’。他的微博，把科学真相传达给许多看不懂论文的人，但同时，他又缺乏法律和社会常识，一些表达，让许多普通人把只说了 20% 的直接理解为说满了。

如果学者自己都可能是法盲，又怎样怪罪老百姓信谣、传谣呢？所谓的‘公共关怀’，便是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普通人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局限，充分认识到公共舆论场的蝴蝶效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简单地指责普通人是‘愚民’‘暴民’，归咎为‘中国人素质不高、民智未开’。

我的建议：搞自然科学，也应当跨学科地学习一些人文社科，了解这方面的常识，不要让自己当了大学教授结果通识素养还停留在中学思想政治课本的水平，对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有更充分的自觉，能用更专业的打开方式，更谨慎地、更准确地发微博、发知乎，为普通网民做更好的示范。

就算不唱这种高调，至少，也能让你在发微博之前，能想得到先查一下有关法律。

而普通人自己呢，我敢肯定啊，各位亲爱的读者，在这次疫情事件中，你们许多人一定都既做过真相的传播者，又做过谣言的传播者。

如果不想一不小心做个网络暴民，一不小心变成‘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不想因为自己不明真相而冤枉了好人，也不妨找一些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读物，耐下性子来去读、去想，熏陶一下自己的人文精神和现代公民意识，让自己实现‘人的现代化’——这样的阅读、讨论、思考，就是所谓‘民智开化’的过程本身，光靠等，光靠骂，光靠抱怨，不行。

写完这篇了，现在我心情好了很多，刚才真的太憋闷了，真的太为那些要零距离接触病毒的疾控人而感到委屈了。